就在这天上午，张露萍回到重庆。

张露萍是回成都省亲的，在接到电讯处冒张蔚林之名发出的“速归”电报后，张露萍旋即启程，遄赴重庆。

其实在冯传庆逃到周公馆后，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安排给张露萍发电报，通知她就地隐蔽，不要再回重庆。

可惜，这封电报比军统的电报晚了一个钟头，倘若张露萍行动稍慢点，随便吃个饭，或者整理下衣物，或者与家人聊聊天，一个钟头都会转瞬即逝。但她组织纪律性极强，绝不愿因私事影响工作，收到电报后即分秒必争，怎会料到半个时辰就是生死两重天呢！

一到牛角沱，张露萍就被蹲守的军统特务抓了起来。

电话随即打到了戴笠的办公室。

这是喜讯，戴笠一直在等候抓获张露萍的消息，他已经确定张露萍是中共派来的，抓不到她是军统在破获此案中的严重失败。可是在听到这个喜讯的一刹那，他突然意识到这步棋走错了。

连军统出身的张蔚林等人都死不招供，那么，这个中共派来的共产党员必定更不好对付。在四德里的线索被切断的情况下，需要在张露萍身上好好做做文章。这个“文章”，莫过于秘密跟踪，以此牵出幕后的组织。

可是，这一抓捕，等于告诉她张蔚林出事了，她本人也已暴露。

船到江心补漏迟，迟也得补。电话中，戴笠下令释放张露萍，并向她道歉，说是误会，抓错了人。

张露萍离开后，特务总队的特务们兵分几路秘密跟踪。戴笠指示，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跟她讲话，立即盯住对方，在适当时实施逮捕，对她所到之处进行全面搜查。

戴笠把宝押在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只要她进了周公馆，戴笠就抓住了中共的把柄。

一开始，戴笠还是满怀希望的，因为跟踪人员传回的信息正中下怀：张露萍正朝着曾家岩五十号的方向走去！

然而，张露萍何尝不知这是军统欲擒故纵的把戏？她前往曾家岩五十号方向，或许就是为了告诉组织，“七人小组”出事了，她已失去自由。周公馆必然会发现她匆匆而过的身影。

令戴笠大失所望的是，张露萍到达周公馆门前，头都没扭一下，就径直向朝天门码头走去。就在她准备上船离去的时候，特务们不得不将她再次抓捕。

正如戴笠所料，无论如何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张露萍与张蔚林六人一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只说自己叫余慧琳，是川军少将余安民的妻妹。

抓捕了中共在重庆的地下人员七人，数量上不可谓不多，却得不到中共地下组织的一点线索与信息，这实在让戴笠窝火，却又无处发泄。

案子破了却审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信息，这对蒋介石也无法交代！

四德里七号，戴笠的目光又转回了最有可能打开缺口的这个联络站。

梳理整个案发经过，戴笠大致捋出了头绪。这七人的分工分别为：冯传庆等五人将各自手中的军统秘密情报，分别交给张蔚林，由张蔚林带回住所转交张露萍，由张露萍到四德里七号交给另一位联络员，带回周公馆。他们幕后的领导，无疑就是中共南方局。

事实上，正是为了保护组织和潜伏人员的人身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特地规定，一般情况下，军统局潜伏的六人禁止去周公馆；就连这个特别支部的支部书记张露萍，没有特殊或紧急情况也不要去周公馆。四德里七号的房子是张蔚林租下的，但一般情况下，只有张露萍一人去传递情报。

即使知道了这些情况，戴笠也是黔驴技穷。对付不了共产党，就只有对付自己人了。

“要不是毛烈去送信，四德里这个秘密联络站早已被一网打尽，说不定还会有更大斩获。”

在和毛人凤、刘培初等人商量对策的时候，戴笠对此十分肯定。但是，他忽略了一样，即使四德里的人被抓，也未必会招供。

从这七人身上，他已经看到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特务的明显不同。在上海，面对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者何止军统的王天木、陈明楚等，中统主动投敌者可谓成群结队！而国共之间，尽管常常斗得你死我活，可到底是兄弟阋墙，这些人尚且如此坚强，倘若面对日本鬼子，想必个个更是刀枪不入。

正因为一切线索被切断，戴笠才愈发重视四德里七号，就愈发不能原谅毛烈。

“给共产党送信，放走共党分子，这种事，在军统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不崩了他难以警示众人，要怪只能怪他自己头脑简单！”

这个决定，连刘培初都觉得有点意外。毕竟毛烈是戴笠的小同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戴笠提携江山人，其后也开始注意在重要岗位安插江山人，却不纵容江山人，对犯了错的江山人照样不姑息，不迁就。

为保住毛烈性命，何芝园夫妇一次次找到戴笠，苦苦哀求。戴笠也曾耳朵根子发软，发生动摇，但是一想到毛烈为了区区50块钱放走了共产党，就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不杀不足以警示他人。

最终，毛烈还是被枪毙了。

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七人，在审讯无果的情况下，于1941年3月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1945年6月下旬，戴笠下令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将七人杀害于息烽快活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