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上电话，戴笠才回过神来，恨恨地骂道：

“真是一群废物，竟不知擒贼先擒王，弄得打草惊蛇！”

正是因为在戴笠心中，冯传庆是这六人的核心人物，所以对冯传庆的逃跑，戴笠恨得咬牙切齿。

其实，在这六人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恰恰是最年轻的张蔚林。

由于曾在皖南敌后潜伏，张蔚林亲眼看到新四军的英勇抗战，开始向往加入共产党的抗战队伍。

冯传庆原本对军统硬把他从交通部电台调来耿耿于怀，又逢一个报务员擅自离职回了老家，而军统的规矩历来是只能进不能出，该报务员被抓回后打得遍体鳞伤，最终惨死在看守所。这件事对冯传庆打击很大，时常流露出对军统的不满。

张蔚林趁机说服冯传庆，一起脱离军统，参加共产党的队伍。

于是，1939年8月下旬，两人悄悄离开电讯处，来到重庆曾家岩周公馆。

周公馆是以周恩来名义租下的办公机关，对外是八路军办事处，称为“八办”；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

两人要求见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因手臂摔伤去苏联治疗，不在重庆；又要求见叶剑英。叶剑英是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对于两名不知底细的军统特工，自然不便接见。最后由曾希圣出面与他们谈话。

对于他们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曾希圣当时没有给出答复，只是希望他们留在军统继续为抗战出力。

两人锲而不舍，几天后再次来到周公馆。这次，曾希圣与他们进行了详谈，询问了军统电讯处的组织、人事情况。两人的回答，与南方局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于是，曾希圣要求他们继续留在军统，作为中共的地下人员，随时为南方局提供情报和电台密码。

这次，两人见到了叶剑英，并在不久后，由叶剑英、曾希圣亲自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最初的情报小组，只有张蔚林与冯传庆两人。南方局随后派出中共党员、18岁的余家英作为情报小组的领导，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为张、冯传递情报。并指示余家英化名张露萍，以“兄妹”的名义与张蔚林在牛角沱单独租房居住。

接着，张蔚林与冯传庆发展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四人加入了共产党，情报小组发展为“七人小组”。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情报小组不仅多次向南方局传递情报，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冯传庆利用在军统电讯总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

这些情况，戴笠当然不会知道。

这天晚上，他全无睡意，在屋里不停地踱步，等候着看守所的审讯结果。他急于想知道的，是冯传庆怎么逃跑的，去了哪里？还有，张蔚林既然逃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他一定去见了什么人，见的谁呢？

其实，冯传庆与张蔚林先后出逃后，都去了同一个地方——周公馆，都见了同一个人——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

张蔚林逃到周公馆后，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分析，烧坏真空管是业务上的过失，被关禁闭仅仅是一时的惩罚，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这块阵地。张蔚林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若请他出面说情，可将此次逃出来一事掩饰过去。所以，军事组要求他立即返回军统局。

于是，张蔚林当即回到浮图关军统电讯处，敲响了副处长董益三的家门。

这个时候，无论董益三还是张蔚林，都不知道戴笠已派人查抄了张蔚林的住所，正四处搜查、追捕张蔚林。

张蔚林正向董益三述说事情经过，电话铃响了。董益三接完电话对张蔚林说：

“你的事发了，我救不了你，你自己去对戴先生说吧。”

说话间，已有数名特工来到董家，直接带走了张蔚林。

冯传庆的逃脱，并不是赵力耕等四人被抓时得到了消息，而正是张蔚林从董益三家被带走时，冯传庆作为电讯总台报务主任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

冯传庆立即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同样逃到了周公馆。

他并不知自己已经暴露，并不是为了逃生，而是特地去向南方局报信的。叶剑英考虑到情况紧急，冯传庆必须马上离开重庆。于是，在叶剑英的安排下，冯传庆化装成商人，深夜过江遄赴延安。

这天夜里，戴笠还在为冯传庆的逃跑耿耿于怀，几乎整夜没有合眼，等候着看守所的审讯结果，期盼能得到什么线索，挖出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也好向蒋介石汇报，扳回一点点败局。可无论怎么用刑，张蔚林等人如铁嘴钢牙一字不吐。

戴笠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瞒是瞒不住的，蒋介石最忌讳别人对他的欺瞒与欺骗。既然瞒不住，当然是越早汇报越好，他只好给蒋介石的侍从室打电话，请他们安排翌日上午晋见。

第二天上午，戴笠按侍从室的通知，来到蒋介石的曾家岩官邸。

挨骂是免不了的，戴笠又恢复了早年在蒋介石面前受训的模样，汇报完情况便垂手恭立一旁，任由蒋介石疾风暴雨般的一通训斥。

在戴笠看来，打是亲骂是爱，除了胡宗南、戴笠这些“天子门生”，其他人想被蒋介石训斥，怕是还没有“资格”。那种客套的关系正是代表着疏远，表面和和气气，暗地里却在掰腕子较劲，甚至相互使绊子。

蒋介石训斥过后，想想不免后怕：

“幸亏偶然发现了，还没有造成太大损失，不然我们都掉了脑袋，还不知谁开的枪。一定要严查，一网打尽！严惩，以儆效尤！”

话虽如此，蒋介石也知道此事不宜张扬，被中共打入国民党最大的特务组织要害部门，传出去着实贻笑天下。

“重要岗位用人，一定要知根知底，严格考查，错用一个人，都有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这句话让戴笠想到了蒋介石的用人，亲近者多为黄埔系、江浙系，尤其身边侍卫、副官，皆为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人，甚至很多是王世和这样沾亲带故的晚辈。

这对戴笠无疑是一个提醒。戴笠用人原是没有畛域之分的，尤其在特务处开创之初，他极尽所能四处搜罗人才，无奈他本人地位低下，而且人们对特务工作持有偏见，他所能搜罗到的人才，除了军校同学就是江山文溪高小同窗。后来这些人又相互介绍，自然不少人沾亲带故；浙江警校也曾定向向江山招收学员，他本人又极好面子，好不容易混出个场面，自然愿意带出家乡子弟跟着沾沾光，找个饭碗，如此一来，军统里的江山人也就多了起来。但这些人到了军统，也是量体裁衣，量才适用，并不会特意安排重要岗位。

“共案”发生后，戴笠开始在军统核心部门——电讯处注意培养“江山帮”，电讯处报务员逐渐换成清一色的江山人。无论交谈还是打电话，他们均使用地道的江山土话，即使有非江山人听到，也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这一通训斥，对戴笠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回到局本部，毛人凤报告了一个特大“喜讯”：冯传庆抓到了。

“什么时候，在哪儿抓到的？”戴笠一下子来了精神。

“在江北，正在往回押解呢。”

由于各路口关卡和检查组都在严查，白天行动不便，冯传庆过江后就藏在了渔民的草棚子里，一路奔波又累又困，就在棚子里睡着了。这时候有渔民路过，见他穿着漂亮的皮袍子，戴着大礼帽，以为是给日本飞机发信号的汉奸，不由分说就把他抓起来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都收到了冯传庆的照片，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冯传庆最终没能逃走。

“太好了！一定要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

戴笠仍然以为冯传庆是这六人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张蔚林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