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戴笠从成都返回重庆不久，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他的警觉。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报告，电讯监察科报务员张蔚林失踪了。这个消息令戴笠大吃一惊：

“人在稽查处怎么会失踪？”

“监察科的侦测电台真空管烧坏了，萧茂如怀疑他有意破坏，把他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哪曾想他自己逃跑了。”

萧茂如是监察科科长，与张蔚林向来不和，关禁闭之事未免有挟私报复之嫌。但张蔚林的逃跑让这件事完全变了性质。

“他能往哪里跑？”戴笠首先想到张蔚林是共产党的卧底，“真空管被烧本是意外事故，即使被关禁闭也没必要逃跑，显然是做贼心虚。”

戴笠当即下令电讯处处长魏大铭，即刻派人搜查张蔚林的宿舍，抓捕张蔚林。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军统的派出单位，电讯监察科是电讯处的派出单位。魏大铭立刻派出重庆总台负责政工的副台长何季祥带人前去抓捕，萧茂如一同前去搜查。

戴笠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件事，是因为他早已怀疑军统局出了“内鬼”。

年初，军统局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潜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结果这个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戴笠分析，中共得到情报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军统内部有人送信。由于三人小组需要途经胡宗南的防区，出发前戴笠曾给胡宗南发送密电，所以戴笠也曾把目光投向局本部电讯部门。

紧接着，“四一大会”刚过，渝特区侦知天官府街十四号为中共地下联络站，为放长线钓大鱼，决定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突击抓捕。岂料未等抓捕，该联络站再也不见中共地下人员的踪影，显然有人给 该联络站递送了情报。

戴笠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召来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对策，决定对局本部全体人员进行一次普查，重点是电讯处、机要处，无论是处长、科长还是一般工作人员，只要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值此之时，侦测电台的真空管被烧坏，萧茂如关了张蔚林禁闭，亦在情理之中。只是还没来得及审查，张蔚林就跑了，这显然与上述情报泄露有关。

很快，萧茂如带回的搜查结果让戴笠冒出一身冷汗：

在牛角沱张蔚林的寓所，搜出了一本电台密码本、军统局在各地的秘密电台分布表、局本部人员花名册和几张写有绝密情报的便条。按照军统纪律，这些东西是绝对不允许带出值班室的。

另外还有张蔚林的日记本和一封成都来信。张蔚林的日记本随便翻翻是看不出什么的，需要派专人从头到尾去研究。那封信，戴笠觉得很不寻常，写信人自称是张蔚林的妹妹，信中说：“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

信是刚到不久的，戴笠问前去搜查的张蔚林在电讯总台时的同事：

“知道张蔚林有个妹妹吗？”

“知道。是有个女孩来找过他，说是他妹妹，我们都怀疑是他女朋友。”张蔚林曾与这位同事同住一间宿舍。

“到哪里找他？那女孩多大？叫什么名字？”

“在电讯 处宿舍，那时候张蔚林还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女孩二十来岁，叫张露萍。可张露萍讲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张蔚林是无锡人，不可能是兄妹。”

“后来呢？”

“后来他在牛角沱租了两间房子，就搬出了电讯处宿舍，和张露萍住在一起。”

戴笠觉得，这个张露萍值得怀疑，很有可能就是张蔚林与共产党的联络员，当即吩咐萧茂如：

“马上以张蔚林的名义给张露萍发一封电报，就说‘兄病重，妹速归’。”

与此同时，戴笠吩咐特务总队队长王兆槐，派人去牛角沱，在张蔚林住所周围昼夜蹲守，只要张露萍进门，立即实施抓捕。

当天下午，戴笠召集电讯处和稽查处的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会上，拿出从张蔚林住所搜出的那几张写有绝密情报的便条，让大家辨认笔迹。

这一辨认不得了，牵出的不仅仅是一两人，而是五六人！根据便条上的笔迹，这几人分别是：

军统局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报务员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

便条内容均与陕甘宁边区中共组织有关。

显然，这六人是暗藏在局本部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藏在军统局最核心、最机密的部门！尤其冯传庆，他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可以掌握军统全部的核心秘密。

可想而知，军统局的一举一动早已全都暴露在了共产党的眼皮底下，军统局遍布海内外的庞大的情报组织，对共产党来说也早已无秘密可言，甚至国民党最高层的机密情报也摆上了中共领导人的案头！

戴笠一直尝试派员打入共产党内部，也曾让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组织了一个“特种问题研究所”，研究对付共产党的策略与方法，专门培训特种政治人员，然后分别派往陕北、川北、华北等解放区，成立特侦站、策反站，企图“打进去”或“拉出来”，结果却始终不见成效。不料共产党却捷足先登，以精锐力量似尖刀直插军统心脏！

六个人啊，潜藏在军统的核心部门，竟然无人发觉！这实在是军统的奇耻大辱，是戴笠本人的奇耻大辱！戴笠下令王兆槐：

“马上对这五人实施抓捕！”

布置完抓捕任务，戴笠又派专人研究张蔚林的日记。

此时天色已晚，戴笠在局本部用过晚餐后，就留在办公室，调来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档案材料，一边研究他们的历史背景，一边等候抓捕消息。

张蔚林出生于1916年，时年24岁，江苏无锡人，出身于士绅家庭。1936年考入特务处在上海创办的三极无线电学校，毕业后入特务处电讯班第八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军统皖南赣北地区潜伏电台工作，到重庆后在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不久调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任报务员。

这样一个从初中毕业就进入了军统的纯粹的军统人，怎么会参加中共的地下组织呢？军统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他是怎样与中共取得联系的呢？这让戴笠百思不得其解。

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四人与张蔚林年龄不相上下，也都毕业于军统电讯班。从他们的年龄和经历看，都不可能在加入军统之前已加入共产党。只有冯传庆情况特殊。

冯传庆1913年出生于北平一个电讯世家，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曾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在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调到国民政府交通部电台工作。由于他技术精湛，听力特别强，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被军统硬性调了过来，任电讯总台报务主任。

戴笠分析，冯传庆很可能早已加入共产党，其他几人是被他“拉下水”的。

另一个值得怀疑的就是张露萍，这个自称张蔚林妹妹的人，可能就是共产党与张蔚林等人的联络员。由于内勤人员外出并不自由，而特务之间也是互相监督的，他们获得的情报很可能就是通过张露萍传递的。所以她假称张蔚林的妹妹，和张蔚林住在一起，而其他几人的情报全都汇集到张蔚林手中……

时近中午，萧茂如来电话称：

“张蔚林回来了！”

“他自己回来的？”这让戴笠简直不敢相信，他既然跑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往枪口上撞？

“他是回来找董益三说情的，已经被抓起来了！”

“还想继续在军统潜伏，真是异想天开！”

接着传来的消息就不那么乐观了，负责抓捕的特务总队行动组报告：冯传庆跑了！

“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已被扣押，关进了看守所。听说冯传庆刚才还在总台值班，当我们赶到时，他已经不在了，到处寻找不见踪影。”

“他跑不远。你们立即复印几张他的照片，连夜发到重庆各路卡和检查站，一定要把他抓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