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戴笠赶往蒋介石的黄山官邸，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成都“春荒暴动”之事，重点介绍了那份中共名单。名单中有四名颇具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兼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刘湘“武德学友会”核心成员郭秉毅、汪导予。蒋介石听完汇报，指示戴笠，对这些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实施秘密抓捕与暗杀，以镇压成都的“春荒暴动”。
不敢公开抓捕，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借题发挥，借成都“春荒暴动”事件，打击共产党。
所谓“春荒暴动”，其实与共产党毫不相干。
成都自古就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当时发生春旱，情况并不严重，造成春季粮荒的原因，是一些不法商人为操纵市场，牟取暴利，或任意抬高米价，让老百姓买不起米；或囤积居奇，形成有市无米，人为地制造粮荒。
连日来，很多米店、粮仓周围都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百姓，对方均称无米可卖。
引发抢米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刘周书等人囤积的上千石稻米，因在重庆银行的仓库里存放时间过久而发生霉烂，继而将霉烂的稻米倒进了府南河里。这个消息引起饥民的公愤。3月14日傍晚，愤怒的饥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位于老南门黉门街的重庆银行仓库周围，高喊着：“我们饿肚子，你们把米放烂往河里倒……”“赶快把米拿出来！”
回应他们的是紧闭的仓库铁门与荷枪实弹的卫兵。这让饥民们怒火中烧，声势愈发浩大，仓库附近的人越聚越多。
在对峙中，矛盾迅速激化，一些饥民蜂拥闯入仓库，“捣毁仓库营业室及职员寝室”，进入粮仓抢米。
成都警察局局长唐毅闻报，立即派出大批警察、宪兵前去镇压。这些全副武装的军警，以武力驱赶、殴打手无寸铁的老弱饥民。由于有饥民被打死，愤怒的人群被迫反击，用拳头与持枪军警展开搏斗。
在此次抢米事件中，军警逮捕了72名市民和26名《时事新刊》报社记者。张毅夫在电报中所说的该社记者朱亚凡，家住在南门外，他听到银行仓库周围人声喧嚷，便前往察看，随即在人群里采访。前往镇压的某警察分所所长见他的衣着打扮不像普通市民，就认定他是现场指挥者。
《时事新刊》是进步报刊，国民党当局认为该社内部有共产党人。唐毅听了下属的汇报，与张毅夫一商量，不仅认定朱亚凡是“暴动”的现场指挥者，而且认定他是共产党人。
为了邀功，两人捏造了一套朱亚凡的“供词”。“供词”中朱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供称抢米事件是共产党指示发动的，他就是发动“暴民”抢米的现场指挥者。如此一来，一个由奸商操控米市导致粮荒而发生的饥民抢米事件，变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动事件”。
为了避免事情败露，两人呈报成都行辕与川康绥靖公署，请准将朱亚凡枪杀，从而死无对证。
在戴笠转达蒋介石的指令后，唐毅与张毅夫立即在成都对中共党员进行了一次秘密大搜捕，罗世文、车耀先等11人被抓。随后，戴笠乘飞机亲赴成都，参加对中共被捕人员的审讯，企图从罗世文等人身上挖出共产党在四川的地下组织。
然而事与愿违，“春荒暴动”本与共产党无关，即使刀架脖子上，罗世文等人也不会招认，更不会出卖中共的地下组织。戴笠白白跑了一趟成都，最后只得将在中共地位较高的罗世文、车耀先、汪导予、郭秉毅四人带回重庆关押。
戴笠的收获不仅仅是借饥民抢米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成功撮合了在蓉（成都）军统与中统及军警系统情报部门的关系，使国民党各自为政的不同系统的特工及情报人员，在对付中共方面达成空前一致。
事实上，成都警察局长唐毅就是非军统人员。他向来靠近军统，与戴笠多有接触，与军统在成都的特务组织配合默契。
遵照戴笠的指示，国民党军统、中统联合军警在成都继续对被捕人员进行审讯，并根据审讯线索进行搜捕，于1940年冬又发动了一次“年终大行动”，逮捕了周建予、岳继训、蔡定炽等二三十人。
但抢米风潮并未停止，不仅在成都连续发生多起抢米事件，甚至蔓延到成都以外其他川地。抢米者除半数系真实饥民外，其他多为利用机会哄抢的歹人。
为平息四川的抢米风潮，四川省政府不得不亡羊补牢，采取一些应急措施。为杜绝奸商巨贾继续囤积居奇，人为地制造“米荒”，戴笠也下令军统成都站调查“米荒”真凶。
当年12月，成都站侦察到前任成都市市长、现任大川银行董事长杨全宇的确凿作案证据。杨多次将巨款交该行重庆分行经理欧书元，转托合川万福臻楼栈经理李佐臣囤积小麦。成都站联合军警等有关部门，将杨所囤积的700石小麦查封，同时查获大宗货单、函件等书面证据。
由于杨全宇在成都地方势力强大，为防夜长梦多，戴笠命令军统局资深的军法专家徐业道，于12月22日携带全部案卷，押送全案人犯前往军法总监部，商请审判组连夜组成军法会审，开庭审讯。杨等供认不讳，杨全宇被判死刑，于翌日晨被枪决。
这是军统破获的第一起“涉贪”案件。
处理抢米风潮，戴笠可谓名利双收。尤其逮捕了多名中共党员，每每与身边人谈起此事，总是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已打进军统局的核心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