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年初，位于枣子岚垭的“漱庐”装修完工，军统局局本部终于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自成一体的办公场所。

军统局迁到重庆后，局本部内勤人员已达1000多人，因找不到较为集中的办公场所，局本部各部门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直到一年多后，在原有办公场所罗家湾二十九号周围，买下罗家湾十九号及十九号至中二路占地约200亩的房屋及空地，加上与十九号相连的“漱庐”，才有了一个局本部工作人员集中办公与食宿的场所，统称“罗家湾大院”。

“漱庐”其实是军统局的招待所，是外勤高级特务回局本部请示汇报的住所，有一个侧门直通局本部。院子大门的门楣上挂着一块醒目的横匾，上面用五彩玻璃镶嵌着“漱庐”二字。院子里有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层小楼，按最初的设计，一楼有会客室和饭厅，二楼有戴笠的会客室，三楼有几个局级干部的办公室与值班室，二三楼均设有客房。

这座三层小楼的主要功能就是接待客人。军统在重庆的办公用房包括戴笠个人的公馆，在装修布置上都很简单，唯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楼，不仅环境幽雅，装修布置在战时的重庆也堪称豪华与排场。一楼百十平方米的大厅里，虽然摆放着半旧的沙发，但在花草、字画和精致的木质扶梯的点缀下，倒也和谐雅致。二楼戴笠的小会客室里还摆上了古董架，更显附庸风雅。

楼前屋后也是庭院深深，莳花植木嫣红姹紫。

戴笠向来要面子，年少青涩时代打肿脸充胖子的事不胜枚举，如今统率着偌大一个军统，又怎会不讲究中国式排场？

“漱庐”成了军统对内对外的窗口，戴笠的重要客人都在这里接待，包括食宿。戴笠本人并不常到这里办公和住宿。常住这里的除了门房、厨子、勤务兵各一名，就是秘书一两名。王蒲臣曾在这里办公、居住，并代表戴笠接见宾客与回渝的外勤人员。

“漱庐”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在此举行大型活动与集会。一楼约一百平方米的大厅为开展活动提供了场所，楼后面沿山坡向下，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坪，正是举行大型集会的绝佳场地，被军统称为“罗家湾广场”。

1940年4月1日是军统成立八周年纪念日，正在踌躇满志的戴笠，决定在这里举办军统成立以来的第一个纪念大会。

阳春三月，戴笠漫步在开阔的草坪上，走在旁边的是“四一大会”指挥王兆槐和总务郭斌。两人边走边向戴笠汇报搭建天棚遮盖住整个广场的设想。

戴笠正听得津津有味，毛人凤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赶来。

毛人凤这个代主任秘书，在局本部干得有声有色，既有代表戴笠处理一切公务的权力，而又拿捏得十分得当，从无僭越之嫌，在戴笠心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逐渐成为军统名副其实的“内当家”。

从毛人凤的神色看，是发生了事关重大的紧急情况。

电报是军统川康区区长张毅夫（又名张严佛）打来的。

由于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彻底崩溃，戴笠于1937年年初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川康区，坐镇西北。张毅夫的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张毅夫在电报中称，3月14日，成都发生饥民抢米事件，经查系中共领导的有计划的“春荒暴动”。已当场逮捕左派报刊《时事新刊》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朱亚凡，并已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领衔通告，以“临场指挥春荒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朱亚凡判处死刑，就地正法。电报上，张毅夫还列出了多名中共党员的名单，说他们是“春荒暴动”的幕后操纵者，请戴笠下令，将他们予以逮捕。

戴笠核查这些人的姓名，发现他们都是上了军统黑名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抗战爆发以来，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口头上称“联共抗日”，实际上反共主张从未改变，只不过战场形势紧迫，一时无暇顾及。到1939年10月末，在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日军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再无力大举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终于倒出手来，于1939年元月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抗战期间“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特别强调，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在各地的秘密组织。

但由于年初戴笠忙着布置河内刺汪，紧接着上海冒出个伪特工组织“七十六号”，上海区连遭重挫，搅得他焦头烂额，对反共之事仅仅是做了一些布置，张毅夫的电报正好为他找到一个亲自上阵的切入点。处理得好，可以为他从河内到上海的刺汪失败扳回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