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同时，戴笠决定在上海增设另一层组织：沪二区。以原上海区为沪一区，两区不发生横向联系，均由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以双重组织对抗日伪特务机关。

陈恭澍的沪一区大多是情报和行动人员，对于营救被捕人员和策反工作无能为力，沪二区则要弥补这个缺陷。那么，派谁担此重任呢？戴笠想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姜绍谟。

姜绍谟加入军统不久，即被派到云南，布置云南和滇越铁路以及安南、河内、海防等处的工作。之所以派他去云南，是为了避免引起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怀疑。1939年春天姜绍谟回到重庆，任渝特区少将区长。

戴笠选中姜绍谟建立沪二区，一是他加入军统时间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二是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这一点是戴笠非常看中的；而他又在浙江省从事过党政工作，认识不少汪精卫身边的重要人物。凭借他的自身优势，完全可以打入汪伪内部，完成营救被捕军统特工和策反任务，同时搜集来自汪伪高层的情报。

照例，戴笠将姜绍谟请到曾家岩公馆吃饭，这次没有任何人作陪，完全是两个老朋友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戴笠不会勉强姜绍谟，但他分析得条条入理，姜绍谟爽快答应。区长定了，书记选哪个呢？戴笠说：

“次烈兄，你应该找个干练的助手一起去，你打算找哪个？”

“那就找陈祖康吧。”姜绍谟早已胸有成竹。

“哦，为什么是他？”戴笠不解地问。

在戴笠眼中，像姜绍谟这样的文人，需要的是一个机智勇猛、枪法好、文武双全的助手，而姜绍谟却选了一个同样是文弱书生的留法学生。

“他法语讲得好，文章写得好，又头脑清楚，精明能干。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带一位会说法语的人去，跟法国人打交道会很方便。”

姜绍谟虽然加入了军统，但与军统那些行动人员格格不入，也打心眼里看不起舞枪弄棒打打杀杀之人，所以即使找助手，他也要找一位素质高、文化层次高的人。

陈祖康生于1901年，福建漳平人，出身书香世家，曾留法七年，早年加入共产党。

虽然比戴笠小了四岁，但在戴笠考入黄埔军校之前，陈祖康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教官了。所以在戴笠眼里，陈祖康与姜绍谟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高级人才。

然而陈祖康加入军统却是迫不得已。他先是脱离共产党，后又参加了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在福州已无立锥之地，只好跑到长沙定居，成了坐吃山空的寓公。在抑郁不得志的情况下，由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介绍加入特务处，后被派回福建工作。

“次烈兄有眼光，陈祖康是个人才。”

尽管戴笠觉得这个人才不一定适合给姜绍谟做书记，也还是尊重姜绍谟自己的选择，很快将陈祖康从福建调回。在军统局本部，戴笠与陈祖康共进“工作午餐”。

利用吃饭时间谈工作，是特务处早期即已养成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戴笠殒命岱山。

戴笠边吃边对陈祖康说：

“我想请你到上海去，任沪二区书记，协助次烈兄开展工作，可不可以去？”

戴笠对军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历来十分尊重、信任，优礼有加，调动工作都是事先征求意见，极少直接下令。

“只要戴先生认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陈祖康毫不犹豫地回答，但他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过，我有一个请求，工作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以后，请戴先生给我自由，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笠当然明白，像姜绍谟、陈祖康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只要有条件，是不会从事特务职业的，当即一口答应：

“好，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为国家生存，不计一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这几年也够辛苦了。你放心，我对你的承诺，一定遵守照办！”

第二天，戴笠像送姜绍谟一样，专程到机场为陈祖康送行。

姜绍谟、陈祖康先后赴沪不久，有一天傍晚，戴笠刚刚回到寓所，刘戈青忽然来了。

自从制裁陈箓后，日伪特务一直在通缉、抓捕刘戈青。为保证刘戈青的安全，戴笠将他留在香港工作，并将其家属迁到了香港。此间刘戈青多次要求回上海，协助王鲁翘制裁汪精卫，都被戴笠拒绝。

如今，刘戈青不打招呼直接从香港来到重庆，令戴笠颇感意外。

“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

“戴先生，王天木要投敌了！”

刘戈青将一封信递给戴笠。戴笠打开一看，是王天木写给刘戈青的亲笔信，信中说：

“兄于15日被赵君暗杀未遂，系老板命令，此真太无天理是非。乃于次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兄天木。”

“赵君”显然是指赵理君，“老板”是戴笠无疑，“开始自由行动”实指他本人投靠汪伪。王天木具体落水时间其他人很难知晓，但最晚7月14日诱捕王鲁翘时，他已经投入“七十六号”的怀抱，说8月15日赵理君对他暗杀未遂促其“自由行动”，纯粹是托词而已。

事实上，戴笠并未下令赵理君暗杀王天木，只是命赵理君等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对王天木这样的军统元老，没有戴笠的命令，赵理君怎敢擅自行刺？而且陈恭澍8月初抵达上海后，8月12日即被任命为沪一区区长，赵理君同时被调离上海赴洛阳工作。

对于王天木如此强词夺理，将自己叛变归咎他人，戴笠非常气愤。他实在想不明白王天木究竟为何这样，是因为工作不顺心，还是经不起敌伪高官厚禄的**？是因为戴笠未按他的要求打压赵理君，还是因为王、赵之争中他率先出局？是要报复他戴某人，还是要挟“七十六号”追杀赵理君？不可否认的是，王天木要出卖的绝不仅仅是赵理君，为了诱捕王鲁翘，连女儿的感情都要利用，可见不是一时意气用事。

想当年，戴、王两人是何等默契，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为保王天木一命戴笠费尽心机，怎么突然间就发展到这个地步？

戴笠压根儿不知陈明楚处心积虑拉王天木下水，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王天木为何如此决绝。

刘戈青也不相信王天木会一条道走到黑，他特意从香港赶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请缨。

“戴先生，让我回上海吧，我去劝阻他。”

“你想过他为什么要邀你回去吗？”

“我知道，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拉我下水当帮凶；二是把我绑了向日本人邀功。”

“那你还要自投罗网？”

“我想第二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能劝他回心转意最好，那么他可利用投敌后的身份，寻机接近汪精卫，实施暗杀，戴罪立功。不行的话，我就佯装入伙，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设法找机会行刺汪精卫。”

“你的想法是不错，只是想得太简单了。第一，陈箓那笔账日本人不会忘记；第二，就算你成功打入汪伪内部，以你的身份地位也很难有机会接近汪精卫。”

戴笠几句话就全盘否定了刘戈青的想法，总之不同意刘戈青去上海冒险：

“你汇报得很及时。既然来了，就在重庆住些日子，我另派别人去上海，看看能不能劝他回头。”

派谁去上海呢？

这个人既要和王天木说得上话，又不能是日伪“感兴趣”的对象，要找到这样一个人还真不容易。

就在戴笠环顾上下左右、搜肠刮肚不得其踪的时候，一个人主动送上门来了。

这个人是杨虎的姨太太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