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修元的密电发到重庆的时候，戴笠对王天木的叛变投敌已经有所了解。信息的来源管道除上海区、上海地区督察、南京区外，还有日伪内部的直属情报员以及运用人员。

如果说王天木的反水与陈明楚的推动有关，那么王天木投敌后的恶劣影响，则远远超过了陈明楚。

正因为身居军统“高位”，李士群对王天木的投靠大喜过望，立即封王天木为“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高级顾问。这块汉奸招牌一树，随即有大批已落水的、未落水的动摇分子若苍蝇逐臭，纷纷追随而来。以他为中心，很快聚集起一批军统叛徒，除陈明楚、林之江外，还有主动反水的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行健（即何天风）、南京区专员谭文质（由其同乡陈明楚勾引反水）等。原天津站行动人员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被王天木拉来入伙。

显然，王天木已成为“七十六号”“重臣”，他的死对头赵理君在上海已无立锥之地。事已至此，戴笠只得将赵理君调离上海。军统“三大杀手”，两人在上海区双双出局，由谁接任区长？戴笠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位杀手。

7月末，一个孤独落寞的身影走进了坐落在嘉陵江畔的曾家岩戴公馆。

戴公馆面积不大，但布局紧凑，环境清幽。戴笠站在公馆的平台上，眺望着暮色中嘉陵江两岸的秀丽风光，等候着今晚那位主要客人的到来。

此时，那位神情落寞的客人已经走进客厅，戴笠特地请来作陪的军统局办公室秘书潘其武、余淑恒等人，纷纷与他打招呼。他强作笑脸点头作答后，独自坐在一旁，表情不无尴尬。

他就是从河内铩羽而归的陈恭澍。

陈恭澍的河内“博浪一击”，不仅未能达成刺汪目的，反而打草惊蛇，让戴笠苦心孤诣准备的其他几套方案全部报废。戴笠一怒之下，第一个将陈恭澍调回重庆，却既不召见，也不安排工作，采取了以往的“客气”方式——冷处理，将一直对未来去向念念不忘的陈恭澍悬在了半空。

去局本部报到时，陈恭澍见到的只有毛人凤。毛人凤已升任局本部代主任秘书（主任秘书为郑介民），戴笠外出时，局本部一切事务性工作均由他代行处理。尽管河内刺汪失败，陈恭澍仍想将河内工作情况做个详细汇报，由毛人凤转呈戴笠。然而，毛人凤却只字不提工作事宜，只是象征性地问了问他住在哪里。

毛人凤是毛万里的胞兄，毛万里对陈恭澍关怀备至，毛人凤对陈恭澍却是公事公办，表面客客气气，实际拒人千里，让陈恭澍心里很不是滋味。

陈恭澍到重庆后，一直凭借私人关系住在王兆槐家中。当年由刘乙光负责的特务队，如今已扩编为特务总队，王兆槐任总队长，负责军统各机构包括看守所以及戴笠、宋子文公馆的安全警卫工作。

陈恭澍与王兆槐的关系不亚于毛万里，陈恭澍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王云孙，是王兆槐夫人王持平的弟弟，陈恭澍的婚事便是王兆槐夫妇做的月老。

即使关系到位，住在人家家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戴笠不露面，毛人凤无表示，陈恭澍干着急没办法。尤其工作无着落，就像断线的风筝失去了归宿，那种无所依托的滋味，陈恭澍在几年前逃亡归绥时早已深有体验。

此后，陈恭澍曾与戴笠有过一次不期而遇。那是在防空警报响过后，陈恭澍钻进防空洞，一眼看到了戴笠。虽然中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戴笠显然也看到了陈恭澍。陈恭澍本想上前搭话，却又缺少勇气。考虑到人声嘈杂，说话也听不清，他寄希望于警报解除后戴笠能等他。

此时，距河内刺汪失败刚刚一个多月，戴笠对给他造成被动局面的陈恭澍仍余怒未消，看见他就来气，怎会留下来等他？警报一解除，就在一大帮下属簇拥下扬长而去。陈恭澍顿觉万分失望与凄凉。

尽管戴笠没有搭理陈恭澍，却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毕竟陈恭澍曾是他最为偏爱与器重的下属。第二天，戴笠命人事部门给陈恭澍送去一份任命：军统局本部第三处代理处长。

陈恭澍喜出望外，当天下午便赶到海关巷一号（军统迁渝之初部分内勤机构所在地）向毛人凤报到。

其实毛人凤对陈恭澍并非冷淡，只是他不像其弟毛万里那样感性，相对来说更会做官。如今陈恭澍报到上班，他也表现得很热情很关心。陈恭澍从未“坐”过办公室，与机关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毛人凤不仅教给他怎么处理公文，怎么签字，还告诉他伺候长官、应付下属的诀窍。至于着装，陈恭澍从未想到军统机关内竟然全体着中山装，他从未穿过中山装，现做也做不起，又是毛人凤伸出援助之手，将一套穿过的中山装送给他，这在当时是一份不薄的人情。

然而陈恭澍很快发现，他这个处长不过是因人而设的闲职，整天无所事事，连要看的文件也没几个，与其说是在处长的位子上上班，不如说是“坐冷板凳”。

尽管“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可与“挂起来”相比，终究是没有被遗忘，终究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有了要求调动的资格。就在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的时候，人事部门的另一纸命令到了：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接受培训一个月。

戴笠何曾不知陈恭澍不是坐办公室的料，但平津冀形势紧张，人事上已做调整，陈恭澍已不宜再回平津，去其他地区，也不能为安排一个人特地做大的调整，而且在戴笠的心中，陈恭澍仍是重要的高级外勤干部，好钢要使在刀刃上，总要等一个重要位置来安置他。

“挂起来”一个月算是给了惩罚，“坐冷板凳”归根到底是一种安抚，接受培训自然是出击前的准备。在训练班结业的当天晚上，戴笠派人通知陈恭澍，晚七点到戴公馆吃饭。

为活跃气氛，戴笠特地将在军统局外事训练班接受培训的办公室秘书余淑恒叫来作陪。走进客厅的时候，戴笠面带笑容，径直走到陈恭澍身边，热情地伸出手。

“恭澍兄来了！”

陈恭澍对这次吃饭有颇多猜测。军统局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接受训练的共有五人，其他四人均未接到邀请，这说明不是例行的邀宴，那是为什么？尽管猜到与工作有关，陈恭澍仍难免忐忑不安。

对于初见面的场景，陈恭澍做过多种设想，询问的、指责的、训斥的、被无视的，统统都是让他尴尬、无地自容的，唯独没想到晾了他这么久，戴笠竟没事人似的，如此热情。

陈恭澍颇为感动，赶紧迎上去与戴笠握手，尴尬的神情也随之消失了一大半。

席间，戴笠与众人有说有笑，余淑恒劝酒布菜，气氛十分活跃。在余淑恒的怂恿下，陈恭澍还扯开嗓子吼了四句不入调的京剧《长坂坡》，四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积郁，随着这几声吼叫烟消云散。

这顿饭连吃带喝、连说带唱进行了两个小时。饭后，作陪的潘其武、余淑恒等人纷纷告辞，戴笠把陈恭澍请进了书房。

陈恭澍虽喝了不少酒，头脑却还是清醒的，他以为戴笠要和他“算账”了，默默地站在一边等着戴笠的批评或训斥，或者宣布对他的处分。但是没有，戴笠和颜悦色地请他坐下，然后沉默了片刻，郑重地说：

“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局势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去上海，这是陈恭澍求之不得的，因为几个月前，毛万里就将他的家眷由天津接到了上海。当初他离开天津时，戴笠没做任何说明，去向、时间，他和家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特工的纪律。但多年来在一个站点干着说一不二的“老大”，陈恭澍自由惯了，不仅对戴笠的做法不满，对家人更是牵肠挂肚。如今奉调上海，他首先想到的是全家终于团聚了！

戴笠则对陈恭澍寄予厚望，给他下达了三项任务：整顿上海组织，制裁叛徒；配合毛万里继续河内未完成的任务——“制裁”汪精卫；弄清王天木的情况，可能的话，尽量说服他回归团体。

在简单介绍了王天木的情况后，戴笠说：

“天木兄这么做，太出乎常情，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这是7月下旬，距汪记伪国民党“六大”还有一个月，王天木尚未公开出任伪职——伪“监察委员”、伪“特务委员会”委员及伪“特工总部”第一厅厅长。他毕竟是军统高级干部，一旦公开出任伪职影响极坏，戴笠仍寄希望于他能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