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是1939年7月14日，是上海区遭遇大搜查的日子，一切都来得静悄悄毫无征兆。
上午，毛万里和王鲁翘约上海区会计白绳祖，与陈恭澍的太太一起打麻将。
陈恭澍刺汪失败后被戴笠挂了起来，此时还在重庆坐冷板凳。毛万里与陈恭澍关系甚笃，到上海之初便将陈恭澍的家属接到了上海，仿佛他知道陈恭澍最终要到上海一样。
几人的方城大战兴味正浓时，电话铃响了，王鲁翘率先抓起话筒，电话是王因子打来的，约他出去见面。
一听王因子约王鲁翘出去，大家一致反对，都认为王天木形迹可疑，必须小心防范。王鲁翘却认为不会有问题，且去去就来，不会让大家久等。果然，不到20分钟，王鲁翘就回来了。
既然顺利回归，大家也就没有多问，不料刚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王因子的电话又来了，仍然是约王鲁翘出去。这次，毛万里忍不住了，直接阻拦说：
“刚回来又叫，有些蹊跷，还是不要去。这不仅仅关系到你个人的安危，也影响到组织的安全。”
“哪有那么严重？不过见见女朋友，芝麻大点小事，不会有问题的。”
王鲁翘执意要去，毛万里只得放行，叮嘱快去快回。
孰料，王鲁翘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毛万里意识到情况不妙，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区书记郑修元，用隐语告诉他，王鲁翘被人捕去，嘱其尽快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而去。
由于赵理君被追得住进医院，郑修元成了上海区的实际负责人。
接到毛万里电话后，郑修元立即打电话给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让他联系租界巡捕房内线，了解情况，实施救援。
朱啸谷掌握着好几条高级情报路线，其中便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关系，除了中国籍警官，还有两名英国人和两名法国人，都是任一级主管的警官。当天上午，朱啸谷便与中国警官刘俊卿、刘绍奎取得联系，嘱二人迅速对王鲁翘实施营救。
却不料，下午二时，刘俊卿传回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日方特务部率宪兵督促租界巡捕房，于本日下午同时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
郑修元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刘俊卿家中。刘俊卿已托词因病服药从公共租界巡捕房返回寓所，将一份日本人令两巡捕房会同搜查的地址，交给郑修元。
这是一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第八科科长克莱登知会刘绍奎秘密抄写的清单，上面列有14个地址，均为上海区所属内勤部门的办公地点。
也就是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地点，已全部被日本人掌握。
当时郑修元并不知道，这份名单是陈明楚献给“七十六号”的入伙“大礼”。几个月的上海区书记生涯，为他得到这些地址创造了条件。
时间已十分紧迫，郑修元当即在刘俊卿的寓所，电话通知各单位，立即停止工作，隐藏文件，然后主要人员全部撤出。
结果，日本人会同两捕房探员按图索骥，14处地点全部扑空。此时14处地点均有留守工作人员，之所以未受到人员及其他方面损失，全靠法捕房法国警务处长无形之中帮了大忙。
当时，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警探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出示了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名单（均为化名）。这六人是：上海区代理区长赵理君，上海地区总督察毛万里，上海区书记郑修元，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女交通萧杰英。
法国警务处长在派出参加搜捕的警探时，特地指示，到达日方所列14处地点（均在法租界）后，若未发现名单中六人，则不可随便搜查与逮捕他人。又因7月14日是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应放假，突然要求出警，内心厌烦，自然消极应对；加上法捕房中的中国警探大多爱国，对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存反感，更是应付了事。
否则，此次大搜捕，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晚，郑修元不敢返回被搜查过的处所睡觉，准备在舞厅中凑合一夜。当他辗转了几个舞厅后，与区本部会计张璜来到惠尔登舞厅，刚找了个位子坐下，陈明楚忽然走了进来，劈头就问：
“凌先生好吗？”
凌秋云是赵理君的化名，陈明楚冷不丁找他干吗？郑修元马上有所警觉，随口答道：
“很好！”
陈明楚随即转了话题，说：
“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在丽都舞厅。”
“王先生”就是王天木，他早已调离上海区，陈明楚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为什么要让郑修元去见他？郑修元顿时警觉起来，却佯作若无其事地说：
“没有什么事，不去见他了，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郑修元说完，随即又问，“我刚从丽都出来的，怎么没见到王先生？”
陈明楚支吾了半天，说出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喔，晚上闲逛，刚逛到丽都舞厅，就进去了。”
时逾午夜，陈明楚和王天木到处闲逛，显然不正常。郑修元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示意他提起警觉。张璜却毫无反应。
陈明楚见郑修元拒绝与他一起出去，一个人起身走了。郑修元当即对张璜说：
“明楚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
当时乐队声音响亮，张璜没有听清郑修元说了什么，郑修元自己起身追了出去。在舞厅门口，郑修元掩身向外探望，发现陈明楚正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朝大门，背对舞厅，和一位彪形大汉在交头接耳地说话。那位彪形大汉上身穿白色短衫，下身着黑色香云纱长裤，一副白相人打扮。
郑修元意识到事态严重，陈明楚可能对他有所企图，不敢再折回舞厅，而是一转身走进一间游戏室，挤进人群之中。
扭头一看，陈明楚已与彪形大汉进入舞厅。郑修元快步穿过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疾驰西藏路，直到下车步入大中华旅馆，才惊魂甫定，打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的张璜太太（女交通）联系，得知张璜已经返回。
张璜在电话中说：
“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来到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不大对劲，你多加小心。”
次日上午，两人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郑修元得知了离开舞厅后的详细情况：
陈明楚带着一个大块头进入舞厅后，见郑修元不在，又出去带来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找遍整个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仍不见郑的踪影，方悻悻而去。
而就在清晨时分，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陈明楚一发现张太太就赶过去问：
“郑先生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
根据上述情况，郑修元断定，昨日日本宪兵会同巡捕房搜查的区部14处工作机关，系陈明楚投靠“七十六号”所出卖。王天木落水亦可肯定，但王到上海区后并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加上离开数月，上海区为防范日伪搜捕，各工作机关早已改换地点，因而上海区的情况王天木了解得并不多。
王鲁翘被捕后的情况，事后得知，是王天木联合“七十六号”，唆使日方知会法租界巡捕房，在王鲁翘去见王因子的途中，直接将他拦截抓捕。
当时日方不能直接进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王鲁翘被押到法捕房办理“引渡”手续时，法捕房要照例问话留一个记录。这一问，竟在不经意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刺汪案的“通缉犯”。
如此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法国“通缉犯”，日本人的“引渡”手续被停办。
随后，王鲁翘被送往安南“归案”，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后，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同时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