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木调离上海后，赵理君重任上海区代理区长。这个时候，平地里冒出的一个汉奸特工组织，引起了戴笠的注意。

这是一个针对国民党留沪机构与地下工作人员的伪特工组织，发起组织者是两名先后做了共产党叛徒和国民党叛徒的民族败类——李士群与丁默邨。

最先的发起人是李士群。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5年，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北伐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捕后叛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察员。他的公开身份是《社会新闻》杂志编辑，而该杂志主编正是国民党“CC系”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的丁默邨。

抗战爆发后，李士群奉命留守潜伏，却在南京沦陷前夕逃往汉口。1938年夏，趁中统局委派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之机，席卷川资与经费秘密潜逃香港，费尽心机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关系。中村认为他在香港人地生疏，难以开展工作，就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大使馆从事情报工作。就这样，李士群又回到了上海。

但是，李士群怎会甘心仅仅做一个情报人员？一到上海就开始招兵买马。恰在此时，官运不畅的丁默邨也回到了上海。

早在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在复兴社称为特务处）的时候，丁默邨任第三处处长。但当戴笠的第二处承袭“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称升为“军统局”的时候，第一处和第三处合并升格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丁默邨这个处长却没有升任局长，只落了个军委会参议的虚职，仍挂少将军衔。

本来窝了一肚子火的丁默邨，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因贪污巨额招待费被戴笠向蒋介石举报，惊惶之下由武汉逃往香港，又转赴上海暂住。

李士群自知以自己的声望地位，在国民党的特务圈子里没有号召力，于是找到丁默邨，两人一拍即合，由清水引见在重光堂拜见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最终以《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和《上海特工计划书》打动了日本主子，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资助，由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扶持建立特工组织。

1939年3月1日，该伪特工组织在沪西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式运营。汪精卫到上海后，“七十六号”与汪伪合流，正式成立伪特工总部，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

由于丁、李二人以及他们最先拉入该组织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而在国民党的潜伏组织——上海特别市党部、军统、中统中，他们首先和重点要打击的就是军统上海区，所以千方百计联络上海区可能动摇之人，以期从内部攻破。

令戴笠出乎意料的是，“七十六号”抓捕的第一个军统干部，竟然是已经调离上海区的王天木！

王天木调离上海区后，既没有返回天津，也没有按规定与戴笠联系，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至于干些什么，上海区赵理君等人无人知晓。唯有一人知道，这个人就是陈明楚。

此时的陈明楚尚未公开投敌，只是私下里与李士群打得火热，这等于羊群里混进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陈明楚要到“七十六号”入伙，不能两手空空。赵理君重新代理上海区区长后，将郑修元调回区本部，恢复上海区书记职务，陈明楚继续任助理书记。区区一个助理书记，显然身价不够高，他要给“七十六号”献一份大礼，这份大礼莫过于拉一位军统“高官”入伙。

由于王天木与陈明楚走得最近，所以陈明楚选中的目标就是已调离上海区的王天木。

王天木的被捕过程也颇令人玩味。

整个上海区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七十六号”却跟踪了多日，了解到他每隔三天的下午三点左右，都会到南京路一家茶室喝茶，每次都是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显然是前来接头的。

摸清了这个规律，李士群在茶室周围布置了四辆汽车，每辆汽车周围潜伏10名行动人员，准备对王天木实施抓捕。

就在这个下午的三点左右，一身春装的王天木照例出现在茶室二楼，当他离开茶室刚刚走出去不到10米远，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不声不响地贴了过去，一支手枪从背后顶在他的腰间。停在旁边的汽车倏然打开了车门，王天木乖乖地钻进了汽车。

王天木被捕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审讯，反而如“七十六号”的贵宾，好吃好喝好住，除了不能随便走动，其他一切与在外边无异。王天木自然明白李士群的目的——诱降，但李士群只字不提，只管一味地盛情款待，谈朋论友套近乎。王天木本来对戴笠怀着一肚子怨气，如此一来便有了些动摇。

随后，王天木被悄然释放了。

这是李士群的得意之笔——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是姜太公钓鱼。常言说强扭的瓜不甜，他笃定王天木这条大鱼会自愿上钩。即使不上钩，也必然会受到猜忌，其状况会比现在更差，也可就此留下一步活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得着。

王天木的被捕与释放都是悄无声息的，舆论却造得沸沸扬扬，不仅上海区尽人皆知，连重庆局本部都传得满城风雨。

由于刘戈青留在了香港，在上海区，王天木唯一能说上话的只有陈明楚。时隔不久，陈明楚带着一封电报来见王天木，电报是戴笠发给赵理君的，内容是下令赵理君剪除王天木。

“幸亏这封电报落到了我手里。”

陈明楚言之凿凿，王天木深信不疑。

但是，制裁军统内部的高级干部，这个电报一定是“加密”和“亲译”电报，既是发给赵理君的，怎会到了陈明楚手里？就算赵理君有特殊情况联系不到，还有一个长坐办公室的书记郑修元，收报员再失职，也不可能将一份加密亲译电报交给助理书记。

王天木已经气晕了头，加之早有反水之意，当即决定迈出投靠汪伪第一步——诱捕王鲁翘，向“七十六号”献礼。

王天木最恨之入骨的人是赵理君，他第一个想抓的当然是赵理君。怎奈赵理君早有防范，从王天木被释放那天起，赵理君在区本部便开始神龙见首不见尾。尤其陈明楚仍在区本部做着助理书记，赵理君哪敢暴露 行踪？即便如此，“七十六号”与日本宪兵对他的追捕也从未停止，追得他四处躲藏，一夕数惊，不得已悄悄躲进一家医院“养病”去了。

找不到赵理君，王天木又急于到“七十六号”领赏，便将目光放在了王鲁翘身上。

河内刺汪失败后，戴笠任命毛万里为军统上海地区“总督察”，同时将王鲁翘调到上海，受毛万里指挥，这两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继续追杀汪精卫。

鉴于上海区形势复杂，为安全起见，戴笠并未派毛万里负实际督察责任。也就是说，毛万里并不与上海区发生横向联系，只限于向戴笠报告上海地区的情况。但王天木还是很快掌握了毛万里与王鲁翘的情况，对王鲁翘随时的行踪都了如指掌，这是因为，他有一条内线——他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老大叫王亢子（又名蝉红），老二叫王因子（又名蝉绿），姐妹俩相差一岁，都是十七八岁年龄。1936年年底王天木获释就任西北区区长后，两姐妹暂时居住在南京。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们都先后与戴笠的公子戴藏宜谈过朋友，也同时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

王天木就任上海区区长后，两姐妹从北平移居上海，不久王鲁翘也来到上海。异地重逢，王鲁翘与王因子关系热络起来，很快开始约会。

这对王天木来说，是一块放到嘴边的肥肉，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绑去“七十六号”领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