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戴笠接到陈华的请缨电报后，心情十分沉重。

自打将刘戈青等人引荐给戴笠，陈华俨然成了军统的编外特工，凡对军统有益的工作，只要她能做的都会主动帮忙。戴笠对陈华的感情，也不是一个“感激”所能包含的。“红颜知己”是陈华给自己的定位，戴笠对“华妹”的爱慕之情却是与日俱增。

如果说在杨公馆第一眼看到陈华就有好感的话，那么拉近两人关系的，则是同样来自底层的出身和坎坷的经历与命运。这样的共同点，让两人无话不谈。

陈华，上海浦东人，生于1906年，13岁被父母卖到广州的妓院，14岁遇到为他遮风挡雨的靠山——杨虎。时为1920年年末，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杨虎在孙中山麾下任参军。

大年三十，陈华被杨虎纳为三姨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虎一生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巅峰，被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陈华这个年轻貌美、丰姿绰约的女人，从此成为上海滩交际场上的风流人物。

官场中的事，杨虎都要与陈华商量。连陈华自己都说，自从嫁给杨虎，一直在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周围打转转。

在特务处成立之初，陈华便因杨虎的关系结识了戴笠，并很快相处热络。陈华以局外人的身份正式走近戴笠与他的团体，是从1935年刘戈青加入特务处开始的。当刘戈青带着原计划一起开办矿业公司的八个同学，参加并通过了杭训班的入学考试，在离开南京前往杭州的时候，戴笠特地请陈华带他们到国父陵墓去谒陵，宣誓效忠国家、民族。

对这九名加入特工行列的名牌大学生，陈华称他们为“九个火车头”。

“九个火车头”所在的杭训班一共有21名学员，毕业前按规定要填报介绍人的名字与身份，结果他们填的都是杨太太。上级大为诧异，问他们杨太太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一个班的学员中快有一半都是她介绍的？

陈华受邀参加“九个火车头”的毕业典礼，当刘戈青将这个桥段说给她听时，陈华的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这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晚聚餐庆贺毕业，恰逢陈华30岁生日刚过，“九个火车头”一同起立，以水代酒，举杯为陈华庆生：

“祝陈华先生长命百岁！”

但是特工组织纪律规定，只许有纵向领导，不得有横向联系。九个人一齐举杯为某人庆生，触犯了规定。当戴笠将陈华送回上海后，“九个火车头”全部被关了禁闭。

戴笠去禁闭室了解情况，听刘戈青等人说明原委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说：

“杨太太过30岁生日，连我都赶到上海去喝她的寿酒，这又有什么可关的呢？”

“九个火车头”随即被放出来分配工作。

从此，“九个火车头”与陈华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陈华从“嫂夫人”成为戴笠名副其实的红颜知己——华妹；“九个火车头”对陈华的称呼，也由“杨太太”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师母”。

抗战爆发后，杨虎去了重庆，陈华带着儿女避难到了香港。刘戈青刺杀陈箓后来到香港，第一个见的就是“杨家姆妈”；收到王天木的信后，刘戈青也是首先与“杨家姆妈”商量回上海；遭到陈华的反对后，刘戈青直接去重庆请缨。

与此同时，陈华又与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商量，由她本人赴上海劝说王天木。尽管王新衡知道陈华一直在帮军统做事，但怎能让一个非军统人员去涉险？尤其戴笠特意关照他，照顾好陈华和孩子在香港的生活。

其实，陈华根本无须王新衡同意，找他来不过是商量一下出出主意，然后由香港区将她拟好的电文给戴笠发过去。

最初，陈华的要求让戴笠眼前一亮，的确，陈华是难得的人选。

首先，非军统人员，不会引起日伪方面注意；其次，王天木知道陈华与戴笠的关系非同一般，由她嘴里说出的话，比较容易被对方信服；再次，陈华在上海有足以对“七十六号”形成震慑的靠山。譬如，杨虎与法租界华探、青帮大亨黄金荣是结拜兄弟，陈华本人与黄金荣情同兄妹，且黄金荣的势力威震整个上海滩，“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的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就是黄金荣的徒孙——对黄金荣唯命是从的季云卿的学生子。即使是奉命，吴四宝也未必敢对陈华下手。

再者，陈华虽说只是杨虎的三姨太，但杨府对外抛头露面、参与杨虎政务的，只有陈华。陈华协助杨虎组织的“兴中学会”，其势力可与黄金荣的“忠信社”（后改为“荣社”）、杜月笙的“恒社”相媲美。即使日本特务加上李士群，也未必斗得过这些“地头蛇”。

也就是说，陈华去上海，即使劝不回王天木，她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此外，在王天木身边，陈华还有一个“内线”——“九个火车头”之一的杜白山，是王天木的女婿。

与王鲁翘“轧朋友”的，是王天木的二女儿王因子；王天木的大女儿王亢子，则嫁给了杜白山。

尽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戴笠仍不能同意陈华去上海。以往陈华为戴笠帮忙，不过是出力出关系甚或出钱，唯这次是以身涉险，关乎陈华的生命安全。从工作角度来说，陈华非军统人，连运用人员都不是；从个人感情来说，他是发自内心的担心与不舍。

总之，戴笠坚决不同意陈华去上海。

陈华收到拒绝电报后却不肯罢休，以充分的理由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短短几天内，渝港两地函电交驰。看到陈华列出一大堆并无风险的理由与坚决的态度，戴笠思前想后，最终勉强同意了她的要求。

戴笠伏案灯下，亲自给王天木写了一封信，准备让陈华带给王天木。这封信全篇都是在叙述他与王天木的交情，其中说道：

“……余遇君素厚，因念多年患难相从，凡事皆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有负于君。乃竟背余事逆，天理何在？良心何在？……”

这封长信，让戴笠陷入忧愤中不能自拔。回首前尘，当初两人关系何等亲密，怎么突然间就发展到这个地步？归根到底不过发生几句口角，安排了一个不满意的职务，至于去投敌吗？他蹲了大牢都能官复原职，怎会不知去天津是一个临时的措置？为报复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这要有怎样的深仇大恨？

他更担心的是陈华的安全。无论陈华怎样巾帼不让须眉，她毕竟与王天木素昧平生，王天木怎么会听她的劝告？所以他在复电中一再叮嘱，只管把信送到，勿多停留，尽快返回。

就在这个纠结的夜晚，又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戴笠的案头。

一看落款，戴笠的心头骤然一紧，仿佛被一只巨爪紧紧攫住。

电报是上海区译电员王绍谦发来的。王绍谦是戴笠特地派回上海兼有照顾毛秀丛任务的江山籍特工。

抗战爆发后，毛秀丛与戴母随特务处迁移武汉，武汉失陷前被戴笠派人送回了江山老家。1939年年初，毛秀丛突然患病，戴笠分身无术，便托原在上海区担任过直属通讯员的同乡毛翚将她接到上海住院治疗，结果被确诊为子宫癌。

半年来，从王绍谦发回的电报中可以看到，毛秀丛的病情不断加重。半月前的一封电报更是直言，生命危在旦夕，医生已束手无策。

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早年也曾有过相濡以沫的恩爱岁月；毛秀丛赠金簪送戴笠报考黄埔的情景，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脑海中，一辈子都将难以忘怀。

他也曾想过去见毛秀丛最后一面，但军统局的工作千头万绪，他一向把工作看得重于一切，怎能为亲情抛开工作？何况上海区多名军统特工反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蒋介石绝不会批准他前去冒险，况且去了也不能挽回毛秀丛的性命。

但他自知愧对毛秀丛，错失见最后一面与送她最后一程的机会，将成为他内心深处永久的痛。

所以拿到这封电报，他已知凶多吉少。

无论电文怎样措辞委婉，无论毛秀丛离世时如何“安详”，随着抖索着展开的电文，那寥寥数字都犹如利刃刺中他心中最隐痛之处。泪水，也在刹那间模糊了他的双眼……

倘若毛秀丛健康在世，或许他三两个月都不会想到她；如今天人永隔，想到的却尽是她的好和对她的各种亏欠。

或许毛秀丛不会想到，这个连最后一面都不肯见她的男人，会在她死后为她掬一抔泪。倘使她地下有知，或许也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