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原本是筹备实施“制裁”的日子。也就是说，在确定了唐英杰的情报后，20日至22日白天都是做准备的时间。

却不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陈恭澍的部署。

20日上午大约九点半的时候，陈恭澍正与王鲁翘、余鉴声在饭桌上研讨唐英杰的侦察报告，魏春风忽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进门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汪家正在打点行装，看样子全家要外出，具体去哪里还不清楚。”

“不会是要逃跑吧？”陈恭澍蓦然一惊。

“这个很难说。”

“你与阮先生保持联系，无论发现任何举动，务必火速电话传讯。”

魏春风刚刚离去，徐先生的电话打了进来。徐先生的情报有了汪氏的去向：

“他偕同家属准备午前起程到大叻去，是否在那里住几天，或者转道西贡，就此放洋（指汪精卫赴欧洲“养病”），此刻还弄不明白。”

这两则消息来自不同的渠道，可以相互印证。可是汪精卫去大叻干什么？大叻是夏天游憩的去处，眼下初春天气，没有理由去那里游玩！

大叻位于河内与西贡中间，离河内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去那么远的地方是否就此不回来了？

“是不是走漏了风声，惊动了他？”

陈恭澍这个猜测不无道理，但眼下时间紧迫，这个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集合，准备跟踪狙击。

王鲁翘、余鉴声立即分头召集驻地的另外四人，各自带武器集合，做好出发准备。

陈恭澍电话通知方炳西，让他速去徐公馆，请徐先生设法利用河内警政当局的私人关系，随时了解汪氏的动态，随时电话告知。

上午十时许，魏春风打来电话说：

“有两部黑色大轿车，已经从汪家大门口开走，看样子是朝红河大桥那个方向驶去的。”话音刚落，魏春风又紧接着说，“看见了，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夫妇俩都在内。”

原来，魏春风一直守在汪宅附近，亲自监视着对方的动静。作为一名运用人员，其职业操守并不亚于军统特工。

放下电话，陈恭澍下令登车出发。七人中有三个大块头，前三后四挤进那辆福特小轿车，实在是满满当当，若路遇警察盘查委实不好交代，但当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陈恭澍亲自驾车，朝红河大桥疾驰而去。

红河大桥在当地是一个最显著的目标，名气很大。车抵红河大桥桥头，并没有见到两辆黑色大轿车的踪影。时逢整修桥面，来往车辆只能走单线，首尾衔接缓缓前进。在焦急等待中，交通管理人员已经注意到了福特轿车内的异样，透过车窗注视着车内人员，这让陈恭澍心里敲起了小鼓。

好在车多路挤，交通人员没顾上过来盘查。过桥后，陈恭澍加大油门，连越数车，飞驰前进，终于看到了相距八九百米以外的两部黑色大轿车。这时，两辆大轿车正头朝公路停在路边一块空地上。

既然去大叻，为何中途停车不走了？这让陈恭澍几人百思不得其解。

车停在空地上，周围没有掩蔽物，无法抵近侦察。弄不清汪精卫在哪辆车中、坐在什么位置，即使车到近前亦无法开枪射击。

只能再次采取“路过式”侦察，陈恭澍驾车不便分散注意力，其余六人可利用路过的瞬间同时侦察两辆车车内情况。

距离越来越近，时间稍纵即逝。毕竟是在公路上，不能像“路过”汪宅那样放慢车速，陈恭澍一边把住方向盘，一边提示大家：

“注意，看清楚！”

到底是专业特工，一瞬间的扫视，即将想要知道的看了个大半，两辆车上包括司机共有九人或十人，其中三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而且看清了汪精卫所坐的位置。其他人是亲属？是随从？是侍卫？抑或是当地便衣警探？由于都不认识，一时难以判定。

照理说，机不可失，稍纵即逝，既然看清了汪精卫的位置，就应该马上返回杀个回马枪，就算对方有警探保护，也是措手不及。

但陈恭澍还在纠结，纠结有没有警探，王鲁翘、余鉴声坚持说：

“那几个人不像是警探……”

这时，他们的车已越过两辆大轿车数十米，有人偶然回头，蓦地发现两辆大轿车已经启动，正在转向准备返程，只听陈邦国大叫：

“他们要跑了，赶快掉头，追！”

陈恭澍紧急刹车，待掉过车头，两辆大轿车早已飞驰而去！第一个机会倏忽而逝。

“追！”陈恭澍加快车速，准备追到有效距离时，下令射击。

遗憾的是，黑色大轿车远比福特小轿车速度快，而且汪精卫坐在前面车上，直追到桥头，才拉近了相互距离。陈恭澍又在担忧：此处人车密集，事成后无法脱身，只能过桥后见机行事。

不料，两辆黑色轿车刚刚过桥，灯光一闪变成了红色。先机已逝，陈恭澍只有望灯兴叹。

过了桥，两辆黑色轿车已不见踪影。惋惜之中，福特轿车已行至商业区的一个十字路口，又遇上红灯。不料，峰回路转，又一个机会来了！

时值中午休息时间，路上车辆拥挤，停车远眺，竟望见两辆黑色大轿车就停在前边不远处，真是天赐良机。此刻掉头从另一条路绕到前边，正好出其不意，迎头痛击，事后趁行人惊恐杂乱之际，方可安全撤退。

可是回头一看，转瞬之间，后边已聚集多部车辆，退路已被挤得水泄不通，陈恭澍只能远远看着前面的两辆黑色大轿车，望车兴叹。

无奈何，也只有尾随其后，眼睁睁看着两辆车安然驶向高朗街，返回二十七号去了。

铩羽而归，陈恭澍有太多解不开的疑团。

首先，汪氏一行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

为什么要中途停车？停在那里干什么？

为什么又中途返回？是发现有人跟踪，还是另有原因？

这些疑团，陈恭澍不仅当时没有解开，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答案。

而事实却是十分简单：

大叻素以湖泊、瀑布、松林众多而闻名，那里风光明媚，空气清新，百花盛开时，如诗如画。安南虽是热带季风气候，但北方四季明显，河内的夏季高温多雨，大叻遂成为夏季游憩避暑的最佳去处。

陈恭澍只知大叻是夏季避暑之地，忽略了中国人素有春游踏青之习俗。河内虽春季气候温暖，但四季如春的大叻，在万物勃发的季节，自然是美不胜收。只是陈恭澍没有想到，汪氏在此时此刻竟会有如此闲情雅致。

事实正是如此，汪精卫此行正是携亲友赴大叻春游。多年后寓居美国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及其丈夫何孟恒，在接受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

“于是两位老人家、十一姑丈夫妇、国琦、媺姑和我们两个，带着一个卫士，分乘两部汽车，趁天气还未太热，便赶早起程。”

两位老人家就是汪精卫夫妇，十一姑丈夫妇是曾仲鸣夫妇。

中途停车，则因当日出行的人太多，又赶上修桥，“过桥之后已经比平时慢了大半个小时，路途还远，见到有空地就停下来歇息”。也就是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停车休息。

中途返回，并不是汪氏一行人的本意，而是有法国人提醒。这个法国人自称是警局人员，在出示证件之后，劝汪氏不要到偏远地方去，并说“接到情报说有人对汪先生不利”。

何孟恒在回忆时说：“在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警方人员暗中就跟在后面，看见我们过了红河桥，果然是要远行，便赶上来想拦阻我们。我们将信将疑，不过他们既然是地主，只好接受他们的好意，不要令人为难。”

显然，汪氏一行不仅没有注意到福特小轿车，没有发现有人在尾随追击，而且并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因此他们对警方的提醒都将信将疑。

那么，是谁将“有人对汪先生不利”的情报透漏给了警方？知晓这次行动的，除了军统特工就是运用人员徐先生、曾先生、戴春风和警探阮先生，若有泄密发生，显然出在运用人员身上。

由于陈恭澍并不知汪精卫此行目的，不知是警方截回了汪精卫，以致他事后分析认为：

“即使原先未走漏风声，此番跟踪追击也已暴露，否则汪氏不会中途折返。”

这一判断，导致陈恭澍将定于22日晚11时的行动，提前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