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武器弹药送到河内，派往河内工作组的各路人马业已到齐。

至此，戴笠派到河内来的军统干部及挖来的曹师昂等共15人，加上河内的运用人员徐先生、魏春风和女友，以及为徐先生跑腿的曾先生，已19人之多。

3月初，戴笠电令河内工作组：“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也就是做好“制裁”准备，只待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河内工作步入了新阶段——“备战”阶段。即在监视、侦察的同时，做好实施“制裁”的行动准备。

但陈恭澍对汪宅的侦察并无进展，仍然停留在蜻蜓点水式的侦察结果，如他本人所言：

“笔者偕鲁翘开车从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出入。”

以开车路过的方式侦察，即使车速再慢，看到的也只能是汪宅的外形：

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

高朗街距离闹市区并不远，但很僻静，属于高级住宅区，住在这里的多半是外国人，以法国人居多。二十七号门前有一片草坪，可供儿童玩耍，也可供过路人歇息，只是平时很少有人涉足。草坪前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大道两边植有一排棕榈树，其间几棵高耸的大王椰子十分突出。若从街道对面望过去，房子都被遮住了。由于大门进深不深，在街上可以看到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能看到屋里的情景。

遗憾的是，陈恭澍的观察只限于汪宅外观，对宅内乃至楼内情况一无所知。

来自魏春风的情报要细致很多，这不仅有他本人的侦察结果，更有来自阮小姐的堂兄、当地警探阮先生的信息。他们发现，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的人相当多，男女老少都有，可是除了汪氏夫妇外，很难分辨出哪个是仆从、哪个是亲属、哪个是宾朋。

出入汪公馆最频繁的是曾仲鸣，他每天进进出出，有时候会多达四五次。据侦察，他一般不住在宅内，而是另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以代表汪氏对外接触。所有前来会见汪氏的人，皆需先与曾仲鸣接洽，由曾仲鸣决定是否安排与汪见面。

此外，出入汪宅的常客，还有周佛海、高宗武以及日本人影佐祯昭等。

这些信息可以证明，汪精卫不仅在叛国投敌的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加快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由此可以推测，“备战”时间不会很长。

然而，对实施“制裁”来说，仅了解这些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二十七号院内及楼内建筑结构、人员居住情况、汪精卫的生活规律等。总之，需要一竿子插到底的情报。

阮先生作为警探，只能宅外蹲守，并无进入宅内的机会。

徐先生的关系，除了法国驻河内官员，就是华侨，并无接近汪派人物的可能。

其实，陈恭澍忽略了曹师昂金发碧眼的法国太太。在法属领地，汪宅周围住的又都是法国人，由曹太太出面自然便利得多。但直至“误中副车”后，曹太太假扮法国记者入汪宅采访，借机侦察汪精卫住宅内情，陈恭澍才恍然顿悟，却早已晚了三秋。

在将一半以上人员“边缘化”后，陈恭澍的目光只盯着住在工作组驻地的七名行动人员，思路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七人的小圈子，甚至对工作组“二号人物”余乐醒提出的毒杀方案也是嗤之以鼻。

眼下，若不尽快摸清汪宅内部建筑与居住情况，一旦“制裁”令下达，陈恭澍将束手无策。在工作组驻地的七名行动人员中，唯唐英杰有轻功特技，这项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唐英杰身上。

唐英杰曾为陈恭澍下属，对这位唯我独尊的上司历来不买账。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陈恭澍理应放下身段，与唐英杰沟通协商，却不料，他依旧是高高在上，一味地发号施令，明令唐英杰：

“无论多么艰险，必须设法进入汪氏宅内察看。如果实无可能，最低限度也要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势，加以窥探。”

侦察，唐英杰当然要去，这是戴笠派他参加河内工作组的主要任务。侦察归来后他向陈恭澍如实做了汇报，只是侦察得并不彻底，或者说并不仔细、不到位，最关键的细节没有发现，即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同为汪宅，内部已经打通，而且汪精卫的卧室并不在二十七号……

总之，无论是唐英杰的“倒卷帘式”侦察，还是陈恭澍的“路过式”“蜻蜓点水”，抑或是阮先生的“蹲守”，都漏掉了最重要、最关键、最关乎成败的细节。

“备战”阶段持续了半月之久。

3月18日，刚刚从日本回到香港两天的高宗武，接到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的通知——日方同意由汪精卫出面“组府”。

同一天晚上，戴笠接到对汪精卫采取“制裁”行动的命令。

当天夜里，戴笠从重庆向河内工作组下达了“制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