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河内侦察工作无明显进展，戴笠的“制裁”计划仍按部就班地展开。在调兵遣将为陈恭澍配备各类助手的同时，也在筹划向河内运送武器并开始启动最初策划的后备方案，为此费尽心机地挖掘到一个特殊人物——曹师昂。

说他特殊，不仅因为他有留学法国的背景，更因为他有一位法国太太。

曹师昂生于民国元年，时年27岁，湖南益阳人，毕业于法国军事航空专门学校，曾任法国空军第三十五大队教官、法国格纳东南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于1935年参加法国举行的长途飞行比赛，获得第五名。回国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一处航空科长，抗战后担任法国志愿空军大队联络官（或称特派员），曾驾驶法国制地瓦蒂式驱逐机对日军作战。这个志愿大队，与美国陈纳德将军的十四航空队属于同一性质。

曹师昂的太太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白种人，这位二十出头的妙龄女郎，衣着朴素，举止大方，既无西方人的傲慢，亦无年轻女孩的娇气与忸怩。她能说几句简单的中国话，勉强可以达意，复杂句子由曹师昂做翻译。

戴笠选中曹师昂夫妇协助河内工作组，正是看中了他的法国留学背景和娶了一位法国太太。

由于安南是法国属地，法国人为提防安南民众的反抗，在安南境内禁止持有或使用武器，对武器查禁非常严格，尤其是出入境关卡及水路通衢要道，一旦发现，必予判以重刑，所以源源抵达河内的特工都没有携带武器。

戴笠交给曹师昂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送武器”。在为曹师昂夫妇举行的饯行宴席上，戴笠将一个公事皮包交给曹师昂，那里面装有三支美国造左轮手枪和子弹，让曹师昂带到河内后将其中两支手枪和一盒子弹交给陈恭澍，另一支手枪和部分子弹由曹师昂本人使用。

尽管曹师昂夫妇具有法国背景，但携带这三支左轮手枪和子弹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而戴笠叮嘱再三：

“一定要小心防范，不可出半点差池。”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对汪精卫的制裁，也关系到曹师昂夫妇的安全。曹师昂果然不负重托，将武器顺利带到了安南。

曹师昂作为非军统人员，也被戴笠编入河内工作组之列，以他的特殊背景与其夫人的法国人身份，为河内工作组提供帮助。也就是说，陈恭澍若有需要，曹师昂当全力帮忙。比如在侦察方面，曹太太若以法国记者身份进入汪宅采访或许更方便。

曹师昂夫妇肩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戴笠策划的后备方案——利用曹太太的特殊身份展开侦察，以备万一陈恭澍行动失败，由曹师昂采取补救措施。

在临行前的饯行宴席上，戴笠特地叮嘱曹师昂：

“到安南后先与方炳西同志取得联络，再由方同志代约河内工作组负责人陈恭澍和你见面，河内工作组的问题，你们可自行商量。如果你有意见，最好打电报，他们一定会转给我。如有需要，也请你随时提出。”

然而，曹师昂的到来 令陈恭澍产生了一些不快，问题出在最初见面的环节。曹师昂作为非军统人员，且另有任务在身，并没有从心里将陈恭澍看作上司，到河内便自行在外边住下了，然后由方炳西通知陈恭澍来见，完全忽略了陈恭澍作为“组长”的身份。

不知方炳西是否想到过不妥，当他告诉陈恭澍去见曹师昂时，陈恭澍拉着脸问：

“是老板派来的？”

“是。”

“有什么为证？”

陈恭澍这样问让方炳西很为难，戴笠派员到河内是会给方炳西发电报的，由方炳西接应并送到工作组驻地，以往陈恭澍也没有查问过证据。方炳西只好说：

“你们见了面，自然就会明白了。”

这个回答让陈恭澍心中更是不快。他干外勤多年，说一不二习惯了，什么时候听过下属指挥？尤其那个姓曹的，既是老板派来的工作人员，岂有让组长登门拜访之理？

无奈这里不是他的平津“老巢”，也只能跟着方炳西一起去见曹师昂，好在见面后谈得还算愉快。但是，陈恭澍收下了武器，却没有重视曹师昂夫妇的特殊身份，尽管他不知曹师昂另有任务在身，仍没想到给这个特殊组员安排什么任务。

紧接着，第二批武器送到了河内。这次是一名稽姓女特工将三支崭新的驳壳枪和20粒子弹从香港带到了河内海防，需要河内工作组去取。尽管海防离河内仅有几十分钟的汽车行程，陈恭澍还是犯了难：

“我们七个人中，没有一个是熟悉交通情况的。”

此时已是2月下旬，陈恭澍到河内已一月有余，对周边环境尚不熟悉，不能说不是一个特工人员的严重失职。尤其作为负责人，只强调自己是外来人员的客观因素，主观上不做积极努力，与他的戴老板拼命三郎的作风相比，实在是天差地别。

既然工作组内部派不出人，只能派运用人员。考虑到魏春风年轻缺少历练，难免沉不住气，陈恭澍只得求助徐先生指定为工作组帮忙的另一位运用人员——曾先生。最终由曾先生带了两名工作组成员去海防取回了武器。

与此同时，戴笠又派了两拨三个人抵达河内。第一拨是湖南人谭天堑，也有法国留学背景，带着他的法国女友，在河内也是单独居住。

戴笠在给陈恭澍的电报中介绍了谭天堑的任务：“密切联系，代转函电，如有情报需求，可商请该员办理。”也就是说，谭天堑与女友可代为刺探有关汪精卫的情报。

最后一拨两人是戴笠特地从昆明抽调来的。随着时间的推延，“制裁”已迫在眉睫，因担心人手不敷使用，戴笠特地就近抽调两名行动人员听候陈恭澍差遣。

然而戴笠不会想到，除了住在工作组驻地的七人，其他人都被陈恭澍边缘化了。最后到的两名行动人员，亦被列为“预备人员”安排在行动组驻地之外居住。

应该说，戴笠为此次“制裁”提供了充分的人力、物力和可资利用的关系，为河内工作组开展侦察和“制裁”准备了充足的便利条件，无奈陈恭澍不仅没有好好利用这些条件，反而猜疑重重，一味抱怨，而且将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了玩乐消遣。

陈恭澍自己曾说起与徐先生见面后的情况：

“我和鲁翘同是北方人，既吃不惯西餐，也不喜欢成天吃广东菜，很想来一顿饺子、馒头一类的面食，好像才算真的吃饱了，可是此处没有北方小馆，也只好多咽几口唾沫了。巧的是徐夫人原籍北平，由她**过的大司务也会弄点北方人吃的面食，就是为了这个，我和鲁翘反而常到徐公馆去做客。”

其实，仅仅做客打打牙祭也就罢了，关键是吃饭之后要和徐夫人玩两三小时的扑克牌。为什么不打麻将呢？陈恭澍说：“一来是有响声，怕人家听到会说闲话，再者是打麻将顶多只能容纳四个人，玩扑克牌有多种玩法，多至六七个人，也都无人向隅，大家同乐，岂不甚妙。”

陈恭澍他们玩牌，面子上是背着徐先生的。玩牌地点是在徐公馆楼上的阁楼里，尽管徐先生饭后一个人躲到书房里看书，阁楼里的动静不会听不到的。陈恭澍也曾打趣地问徐夫人：

“徐先生讨厌玩牌？”

“那才不呢，他是不好意思坐下来，如果有一天他不干这个了，他也许比你们玩得更起劲。”

徐先生受戴笠之托为工作组帮忙尚且能够自律，陈恭澍作为河内工作组组长重任在身如此放肆，听了徐夫人的话本应感到羞愧，他却强调说：

“可是我们还年轻，如果不装模作样，相信谁都免不了贪玩，这是真实的一面。不过，大环境和小天地都不允许我们为所欲为，所以也只限于我和鲁翘两个人一搭一档，连方炳西都不让他知道。有时可又不得不向炳西兄通融一点钱，次数一多数目一大，炳西兄也会估摸到我们是非嫖即赌。难得的是他厚道，仍然不肯伤害我们的自尊而加以道破。至于他是否把这种不大应该的事反映到上级去，那就很难说了。”

由此可见，戴笠的用人失察。如此重要任务，交给一个如此缺少责任心的人负责，不失败才是偶然。

其实从陈恭澍在制裁石友三案中表现出的作风，以及弃职出逃的做法，戴笠就应该有所警觉。可惜到刺汪失败，戴笠对陈恭澍仍然委以重任；后来陈恭澍在沪一区因嫖赌造成巨大亏空，戴笠也仅仅是派人暗中查账；直至陈恭澍叛变投敌，戴笠仍没有彻底对他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