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恭澍的工作尚未开展起来，对汪精卫的活动一无所知，尚可理解；那么军统香港区对高宗武的进进出出亦无察觉，着实有些说不过去。

抗战爆发后，香港成为内地与外界联系、转运的唯一口岸，戴笠及时做出调整，将香港站升格为香港区，人员及设备配置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而且戴笠亲自坐镇香港遥控河内，特派专人监视汪派在港的汉奸机构和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武去了一趟河内，又去了一趟日本，悄然而去，悄然而归，历时一个半月之久，达成了蒋介石最不愿看到的“和谈”意向——在南京建立伪中央政府，军统香港区竟毫无察觉，着实令人匪夷所思。

更匪夷所思的是戴笠，连春节都在香港过了，却没有发现汪派人物的动静。

谷正鼎送签证护照是2月初，到2月中旬不见汪精卫旅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汪精卫执意一条道走到黑。他本人没有离开河内，不代表他的喽啰没有活动。

也就是这个时候，戴笠再次电令陈恭澍，即速查明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的勾结情形，以及所商谈的内容，切实报告。

陈恭澍接到电报后，赶紧召集王鲁翘与徐先生介绍的魏春风商量。

魏春风20岁出头，个头不高，身材略显单薄，长得眉清目秀。第一次见到这个秀气的大男孩，很难想到他还能干特务工作。

魏春风祖籍福建，在安南长大。虽学历不高，却极聪明，不仅通晓法文，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安南土话，对当地的社会情况、人情习俗都十分熟悉。

这正是河内工作组急需的工作人员，是徐先生按照戴笠的要求，特地介绍给陈恭澍，协助他开展工作的。

魏春风作为运用人员加入河内工作组后，首先带着陈恭澍与王鲁翘驾车到高朗街二十七号侦察。可是一连去了几次，都很少见到有人出入。该处院子不深，从街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窗户，但每一扇窗户都是窗帘低垂，无法看到屋里情景。

王鲁翘说：

“开着车不敢停留，这样侦察，就算有什么人出入，我们也很难碰上。”

“就算碰上了又能怎样，也还是无法知道谈话内容。除非能打入内部，弄到一竿子到底的情报。”陈恭澍说着，将目光转向魏春风。

魏春风对河内工作组的背景等情况知道得并不多，由于隐秘工作的特殊性，陈恭澍也没向他介绍过什么。他所知道的，应该就是徐先生介绍的有限的情况。但他工作热情极高，随叫随到，让干啥就干啥，从不多问一句。陈恭澍对他也就不再回避，直接将他带到了驻地，这样也就不用特地去徐先生那里找他了。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帮助蹲守，但需要想办法说服他。”魏春风说。

“是哪个？什么情况？”陈恭澍赶紧问。

“是个便衣警察，正好负责高朗街二十七号那一带。”

“这么巧。你和他什么关系，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他？”

“他是我女朋友的亲叔伯哥哥。”

“真是太好了！”陈恭澍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高兴地拍着魏春风的肩膀问，“这么直接的关系，你怎么不早说？”

“我也是刚知道的。”

魏春风的女朋友阮小姐是地道的安南人，陈恭澍觉得河内工作很需要这样一位本地女子做掩护，特地向魏春风做了侧面了解，得知两人青梅竹马，就向魏春风说明自己的想法。阮小姐没有直接参加到河内工作中，而是在魏春风的掌握及王鲁翘的指导下，在侦察掩护等方面，为河内工作助力。

阮小姐的叔伯哥哥阮先生在警察局当密探，也就是便衣警察，前不久被派在汪精卫住所附近一带巡逻、守护。他们一共三个人，24小时轮流值班。这个具体情况，是阮小姐参加河内工作组后特意打听的。

“既然是密探，是便衣警察，而且这个隐蔽岗哨刚设置不久，那应该是专为汪氏而设的。”陈恭澍分析说，“不管是汪氏要求保护、花钱驻卫以策安全，还是河内行政当局以保护为名特地派来监视的，他们对汪宅内进出的人都应该很清楚。”

但是，魏春风对能否说服这位警察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陈恭澍却不以为然，一摆手说：

“阮先生是安南公职人员，让这样一个外国人提供情报，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收买。”

正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毕竟阮小姐与阮先生是同一祖父的亲叔伯兄妹，有阮小姐牵线搭桥，这桩“买卖”很快达成。

令陈恭澍遗憾的是，阮先生只是一名基层警察，他了解的情况仅限于职责范围之内，除了监视汪氏并负有保护责任外，其他情况并不清楚。至于汪宅进出人等，只是将情况随时告知戴春风，并不知这些人的身份与往来目的。

陈恭澍和魏春风商量，最好能“收买”这批人中一个小头目，也就是探长。魏春风和阮小姐做了一番努力，阮先生始终不愿多事，担心弄不好会丢了饭碗。

其实，即使收买一个探长，能得到的也还是官方渠道的信息，汪精卫不会将他的去向提前告诉安南警方。好在阮先生可以代替河内工作组在汪宅蹲守，让陈恭澍减少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