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着急的是戴笠。

戴笠坐镇香港，正在想方设法将枪支弹药运往河内，以备制裁汪氏之用，同时也在筹划实施后备方案。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汪精卫即将离开越南，或前往欧洲或赴港转日的消息。

为证实消息的准确性，戴笠立即电令陈恭澍，查明汪精卫一行人的行动迹象，速即报告。

在得到最后证实之前，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倘若汪精卫旅欧，那是重庆方面所希望的最好结果；倘若汪精卫在军统的眼皮底下悄悄去了日本，或者拦截未能成功，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也是军统的严重失职。

蒋介石之所以令戴笠只监视、震慑而不得实施制裁，就是为了给汪精卫留有退路，使他迷途知返。

正因为如此，在近卫文麿第三次发出“招降”声明的翌日，孔祥熙在蒋介石授意下，特地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提醒他看清“此时国际情势，爱恶益为明显”，切莫一时糊涂做出错事。但汪精卫看到此信已是十天之后，“艳电”已经发出，大错铸成，已是覆水难收。

眼看着汪精卫在叛国投敌的路上越走越远，蒋介石仍不死心，在1月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闭幕当天，即指派与汪氏有着历史渊源的“改组派”成员谷正鼎为“专使”，前往河内会见汪精卫。

谷正鼎带去了为汪精卫夫妇及其秘书曾仲鸣办好的赴英法等国的签证护照，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汪先生如果有病，可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关于50万元是否送了，历来说法不一，谷正鼎在后来的回忆中亦否认了此事。但汪精卫留下了护照。在谷正鼎转达蒋介石原话后，汪精卫的回应“不免有愤激之言”。

那么，汪精卫将何去何从？戴笠得到的消息是否可靠？

其实，汪精卫已陷入困境之中。

首先，“和平运动”无人响应。“艳电”发出后，不仅各实力派按兵不动，连协助汪氏一行出逃的龙云亦无任何响应迹象；而与汪氏关系更深，也是汪氏寄予厚望的张发奎，则与余汉谋等人发“微电”指责汪精卫“危害党国”，“请通缉归案明正典刑”；李宗仁、白崇禧亦电请中央，通缉汪精卫。

令汪精卫遭受更大打击的是，留渝的汪派人物皆不能与他共进退。诸如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均不赞同他的主张；汪派大将顾孟余，更是愤而从香港返回重庆，从此与他割袍断义，视若陌路。

原以为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料情况完全不同，不仅景从者无，而且被全国上下一致斥为汉奸，甚至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势。

在此情况下，明智者自然是悬崖勒马。而且日本政局发生的变化，也让汪精卫措手不及。原来，汪精卫的“艳电”发出没几天，1939年1月4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突然下台了，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乃“国粹派”首领，与参与“议和”那些人物均无渊源。而参与“议和”的影佐祯昭等人也都返回了日本。如此一来，汪精卫顿失凭借，被晾在河内，成了搁浅在沙滩上的鱼。

蒋介石不失时机地送来了签证护照，这对汪精卫是一个绝好的台阶，就坡下驴，离开河内，赴欧洲“养病”，也算最终未影响抗战大局，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汪精卫既然留下了护照，说明他有赴欧洲的打算。

然而汪精卫心有不甘也是事实。在“艳电”发出的第三天，即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已将他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丢了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失去了赖以“领袖群伦”的依托，玷污了“革命元勋”的光荣历史，就这样放弃“和平运动”，灰溜溜地逃往欧洲，自然是有些太窝气了。

所以，汪精卫的行动迹象，成为重庆方面密切关注的焦点。

坐镇香港的戴笠，也在等着陈恭澍的“速即报告”。

而此时的陈恭澍，正坐在河内工作组驻地叫苦连天。因人地生疏，陈恭澍尚不知寻找汪精卫住所从何入手，何谈查什么“迹象”！

为了尽快做出回复，陈恭澍将余乐醒、岑家焯都找了来，会同工作组驻地的七人，共同协商，可是谁也说不出如何找到汪精卫的住所。

眼看着无法完成任务，陈恭澍想到了自己面临的严重后果：万一这个时候汪精卫去了欧洲，估计戴老板不会再追究责任；万一汪某到了日本，他估计自己“将会受到两种轻重悬殊的处分。轻，责备两句而已；重，立即扣押，交付局本部第三处（主管军法）以‘贻误军机’罪付诸审判，照军统的‘家法’，可被判处十二年、无期徒刑、死刑之罪”。

就在陈恭澍为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不寒而栗的时候，戴笠的又一封电报接踵而至。这封电报的内容，是询问联络徐先生的情况，更特别嘱咐：

“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之磋商，任何工作需求，亦无妨谘情办理。”

戴笠仿佛能掐会算；仿佛就在陈恭澍身边，目睹着他的一举一动；仿佛知道他并未与徐先生联络，特地发此电报提醒。

陈恭澍豁然顿悟，赶紧找出戴笠留下的名片，按图索骥，找到了徐先生的寓所。

问计徐先生

徐先生40岁左右年纪，五短身材，体形粗壮，戴一副高度近视镜，操一口普通官话。看外表，很难分辨其身份职业，也很难想象他原是一介文人。

后来陈恭澍才知道，徐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欧美。但其谈吐直率，气势豪迈，全无书卷之气。

见到陈恭澍，徐先生并无诧异，像见到了同乡故友，亲切而又热情地招呼陈恭澍到客厅坐下，并请出夫人斟茶招待。

不等陈恭澍开口，徐先生坦率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人生地不熟的被派到此地来，必然会遇到许多不方便，我当然愿意协助你们，不过也只限于幕后。万一传言出去说是有我参加在内，那就糟了，所以要请你们谅解这一点。总之，我做得到的一定做，还请放心。”

陈恭澍也就开门见山，要求徐先生“设法查明此事的端倪”。徐先生说：

“这容易，我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是谁？如此重要、似一座大山压在陈恭澍心头的一件大事，徐先生说得如此轻松，反倒让陈恭澍有些不敢相信了。

不料，当天下午徐先生便派人送来了口信：

“汪先生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他确是有离开河内的意思，因为他已经向当地的主管方面有所说明；不过截至目前，汪本人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也就是说想走，可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走。至于准备去哪里，据透露，是先到西贡再搭轮船转赴法国。是否去香港或日本，他们并无所知。”

“他们”是谁？“他们”的信息是否可靠？

汪精卫果真去法国，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这个“口信”已将陈恭澍要查询的事项给出了答案，但他必须确定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否则传错情报“贻误战机”，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于是，他与前来送信的曾先生一同返回徐宅，亲自听徐先生将这个信息又重复了一遍。当然，他还想知道的，就是信息“来源”。只有弄清信息来源，才能确定是否可靠。

他用十分委婉的语气与措辞，向徐先生请教，信息是哪里得来的，其中包括：是谁说的，发言的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会知道，他和徐先生有什么关系，等等。

徐先生明白陈恭澍提出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很耐心地将信息来源及他了解的情况，讲给陈恭澍听。陈恭澍终于明白了“他们”是谁，将他们的身份地位、社交层次及情报内容相对照，顿觉合情合理，“来源”可靠，情报真实。

“他们”，是徐先生的外国朋友，其中既有华侨，又有法国驻河内的官员。

徐先生虽不是闽粤人，却在当地华侨社会里广受尊重，与法国驻河内官员亦是往来颇多，与法籍警察总监尤为熟稔，且不时举行酒会或舞会以增进感情。

陈恭澍不得不佩服徐先生的社交能力与公关能力。

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陈恭澍及时给戴笠回电报告。

其实，陈恭澍的报告与戴笠得到的情报并无什么差别。徐先生的情报来自驻河内的法国官员或华侨，戴笠的情报来自中国驻法国领事馆，都是第三方信息。这完全是基于安南管理上的权限。也就是说，汪派在河内的活动，照规定必须向当地主管机关报备，因而官方才会掌握汪氏在河内的行止，以及与汪氏有过接触的若干人物之活动，包括住在当地的和由外埠入境的人。至于汪氏与接触的人谈论什么，官方无权干涉，也就无从知晓了。

而这，才是戴笠急于想知道的内容，才是汪精卫行动的真正迹象！

将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不是为了让陈恭澍从徐处直接索取情报，若如此根本用不着陈恭澍。显然，是为了让他借助徐的关系打开工作局面——起码监控汪宅及进出人员等，最好潜入汪宅内部，探求虚实。

其实徐先生介绍给陈恭澍的关系，已经接近汪宅——守护汪宅的安南警探，只是陈恭澍尚未将注意力放到这里。

陈恭澍按照徐先生提供的情报，直接回复了戴笠。戴笠对这个回复显然不能满意，却也没说什么。而陈恭澍此时却是满腹狐疑，满腹牢骚。原来从徐先生那里，他得知了谷正鼎面见汪精卫一事。

谷正鼎到达河内后，直接打电话给中国领事馆，请总领事代找曾仲鸣。这在官方是非常简单的事，下午谷正鼎就见到了曾仲鸣，随后前往汪的住所。陈恭澍纠结的是，既然总领事许念曾知道汪的住所，总领事馆秘书方炳西就会知道，估计戴老板也会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

这让陈恭澍徒增烦恼，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失误。倘若他及时拿着戴笠留下的名片去见徐先生，不仅早已知晓了汪的住所，而且利用徐介绍的运用人员，说不定监视工作业已取得一定进展。因为即使知道了汪的住所，不借助徐先生的人力，仅凭几个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外来人，也很难开展工作。

直到2月中旬，陈恭澍的监视工作仍无进展。而这个时候，犹豫不决的汪精卫已经做出了选择。

应该说，在汪精卫落水的道路上，陈璧君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女人眼里，开弓没有回头箭，“和平运动”成功在即，岂能功亏一篑？在去欧洲还是去日本的两种选择中，强劲的枕边风起了关键作用。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继续与日本人媾和。而“议和”的日本人都已回国，只有去日本求和，才能得知日本官方的态度。汪精卫甚至想亲自浮槎东渡，无奈他的日语水平仅限于吃喝拉撒，谈“正事”离不开翻译。

以汪精卫的身份，显然也不适合亲自出马。很快，高宗武应召从香港来到河内。经过几天的讨论，几人做出对日“协商方案”。

方案提出的最终目标是：由汪精卫出面，在南京组织新的“国民政府”。方案同时提出，眼下汪氏仍留住河内，待“南京建立政府时，将乘军舰进南京”。

2月上旬，高宗武带着“协商方案”经香港转赴日本，3月16日回到香港。

高宗武的进出往返，河内工作组全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