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陈恭澍交代完工作，戴笠由方炳西陪同赶赴机场。回到重庆调兵遣将之后，戴笠又很快返回香港，坐镇香港遥控指挥河内工作组。

第一批派往河内的是电台与报务人员，第二批是派给陈恭澍的两名助手。当这两人抵达河内后，陈恭澍大失所望，他们竟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余乐醒在军统是有名的训练专家，在军统亦称得上“桃李满天下”，陈恭澍便是其“桃李”之一。陈恭澍在洪公祠特训班接受特工培训的时候，余乐醒是特训班教官，两人是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

余乐醒赴法勤工俭学学的是机械与化学专业，不仅长于机械与兵器制造，更长于爆炸技术与药物的研究制作，在军统内素有“化学博士”“制毒专家”之称。

然而，见到老师，陈恭澍这个学生不仅没有感到亲切与兴奋，反而叫苦不迭。因为他要的助手是王文那样的行动人员，是持枪“杀手”，而不是一个“制毒专家”。

对于“毒杀”，陈恭澍早已谈毒色变，王子襄生前留下的那瓶“白色粉末”，还不知有没有作用，便在石友三案中闯了大祸，导致石的厨师老褚与副官先鸿霞生死不明，北平站被“连窝端”，他本人更是“畏罪逃跑”铸成大错；在殷汝耕案中，戴笠派来的尚小姐也是在投毒中功亏一篑，好在有惊无险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

倘若戴老板就“毒杀”征求陈恭澍的意见，他一定会直接表示反对。

可余乐醒前脚迈进河内，戴老板的电报后脚即至，电报中指示陈恭澍称：“指定他（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也就是说，余乐醒是河内工作组的“二号人物”“参谋长”兼“技术顾问”。

余乐醒思虑周密，处事谨慎，与陈恭澍的纪律性差、胆大妄为可互为补充；余乐醒精通法语，这在法属殖民地是大有用场的，这也是戴笠选派余乐醒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戴笠考虑得如何周全，也还是没想到陈恭澍作为长期的外勤人员，不仅目无组织、散漫自由，而且处事霸道、独断专行。从洪公祠特训班一出来，就开始独当一面，无论属下有几人，都是他说了算，只会发号施令，根本无合作意识，亦无征求他人意见的习惯。因此，余乐醒这个二号人物一到河内就被打入“冷宫”，直接安排住到别处，这个“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直接成了局外人，偶尔被告知情况也就不错了。

与余乐醒同来的岑家焯，曾在洪公祠特训班任管理干部，说起来也是陈恭澍的师长。余乐醒尚且如此，岑家焯更成了多余的人。

随后，第三批人员到达。

其中，余鉴声毕业于杭州警官学校，与王鲁翘是同窗；另两人都曾是陈恭澍的老部下。

张逢义，山东人，与白世维同乡，又同时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是早期北平站行动人员，后调特务处本部工作。陈恭澍对他的评价是：“有勇有种，浑身是胆，用枪比动笔尤为擅长，顺着他怎样都可以，惹翻了他可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他有一股倔脾气，要好久好久才会平和下去。”

唐英杰，是令陈恭澍最为头痛的人，可以说是陈恭澍的克星。

陈恭澍在1936年被解禁后任天津站站长，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将原来的老部下白世维、王文调到天津站。戴笠在批准的同时，还派了一名陈恭澍并不认识的特工唐英杰，协助行动工作。

唐英杰，又名张效良，四川人，时年30岁出头，身材矮小，貌不惊人。

有道是“人不可貌相”，论相貌难登大雅之堂的唐英杰，却身怀武功绝技。他在南京被关禁闭期间，曾被加戴刑具以防止逃脱，他竟能脱下手铐脚镣而皮肉丝毫无损。“缩骨术”只是他的绝技之一，他最拿手的绝活是“轻功”。陈恭澍说他“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有人曾亲眼看见他“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戴笠发现唐英杰，是在特务处成立之初。此君时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武功绝活轰动一时。戴笠如发现瑰宝，立即罗致到团体中，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成为行动人员中的干才。他最大的缺点就是纪律散漫，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罚。

但在京沪，此君尚有节制；来到天津站，面对陈恭澍这样一位唯我独尊的上司，他则完全不买账，而是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令陈恭澍大伤脑筋。

好在不到一年此君奉调回京，陈恭澍如释重负。却不料，在执行如此重要任务之时，又与此君相遇，真是“冤家路窄”！

戴笠调唐英杰的用意，就是利用此君轻功专负侦察任务之责。若无打入汪宅内部的线索，也只有由此君侦察宅中布局、汪氏卧室情况及生活规律，方能执行暗杀计划。

应该说，唐英杰是整个刺汪案中的关键人物，只可惜，陈恭澍未能很好地协调关系，组织侦察，导致误中副车，功亏一篑。

紧接着，又有两人结伴而来，他们是郑邦国和陈步云。

郑邦国，安徽人，善用枪，据说连发点射，足能打出花来。陈步云是江苏徐州人，这两人都曾在淞沪会战中参加王兆槐组织的抢运日寇武器的行动。

至此，河内工作组全部成员到齐，除余乐醒与岑家焯外，其他七人均住在工作组驻地。

其他协助人员，包括方炳西、电台人员、译电员等均由方炳西安排住在其他地方，平时的工作联络，亦由方炳西转达。

方炳西虽不是行动组负责人，却是一个责任并不亚于陈恭澍的重要人物，戴笠的所有指示，均由方炳西转达。也就是说，方炳西是连接戴笠与河内工作组的纽带。

但陈恭澍对方炳西知之甚少，甚至不知他住在何处。对一切事务性工作，不等陈恭澍开口，方炳西便都安排好了；许多陈恭澍想不到的事情，他都会给予提醒；更多的事情，他会想到陈恭澍前头，这让陈恭澍觉得他既神秘而又不可思议。

说他神秘，是在表面看来，他是“河内工作组”的总务人员，是“总指挥”陈恭澍的下属；而实际上，陈恭澍接到的每一个指令都是由他发出的。尽管是借他之口，但与陈恭澍相比，他显然掌握更多的河内工作情况，甚至包括戴笠的多套行动方案，以及此后戴笠到河内布置任务的情况等。

许多年以后陈恭澍回忆前尘，顿有所悟，猜测方炳西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始终不知方时任越桂边区站站长。

然而，河内工作组基本人员到齐，监视任务却未能就此展开。因为这一帮人初来乍到，不仅人地生疏，而且语言不通，唯一熟练使用法语的余乐醒，还被陈恭澍边缘化了。如何找到汪精卫的住所，打开工作局面，成为陈恭澍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