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人抵达河内，前来机场迎接的是军统越桂边区站站长方炳西。

抗战爆发后，戴笠料到日寇会入侵东南亚，很可能首先进攻越南，即着手在河内建立工作组织。为发展国际情报，军统在东南亚各国及美国、伦敦、巴黎等地均建立了外勤单位，所派人员多以外交人员的公开身份兼任，如美国站站长萧勃，公开身份为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总领事馆。1938年年初，戴笠推荐许念曾出任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兼领军统河内直属组组长，组员有后来成为越南站站长的林金苏，电台台长是张亚民。

方炳西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秘书。

戴笠已事先专程到河内，与许念曾商量组建“河内工作组”事宜。河内总领事馆亦成为戴笠本人的秘密活动据点，方炳西被指派为“河内工作组”总务人员。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方炳西承担了全部的后勤事务，包括对外联络以及电讯往来。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的工作，事实上他承担的任务远不止于此，所承担的责任与任务并不在陈恭澍之下。

方炳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办理得非常顺利。

为执行这次任务，方炳西特地买了一辆二手福特小轿车。就是用这辆车，方炳西将戴笠一行人接到事先租下的一幢房子里。

这是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房子格局不大，上下两层。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

这就是“河内工作组”驻地。

戴笠首先将陈恭澍与王鲁翘带到河内，是因为在他的整个行动策划中，这两人是关键人物，一个是“河内工作组”组长，一个是制裁汪精卫的“杀手”。

但他们对河内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戴笠必须为他们打通关节，安排好开展工作的接头人物。

戴笠在河内前后停留了两天，这两天中，他忙得不亦乐乎。当天晚上，把陈恭澍与王鲁翘留在驻地，便与方炳西外出办事，彻夜未归。

殊不知，陈恭澍一直处于郁闷之中。

自打见到戴笠，他就希望有一次畅谈，起码关于此次行动，能给他一个透底的交代。然而，在香港时没有，陈恭澍只好自我安慰，戴老板太忙，应该理解。

等上了飞机，陈恭澍与戴笠并坐一排，一路上有的是时间，戴老板总该说点什么吧，可他始终不曾开口。陈恭澍在回忆中谈到他“数次引起话题，他仍然嗯嗯两声，不肯多说”。陈恭澍只好表示谅解，称“这也许因为飞机引擎的声响太大，小声说总听不清，大声说又唯恐被人听去”。

到了河内，戴笠又是彻夜不归，陈恭澍更是因为“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而充满怨气。直到第二天近午，戴笠与方炳西才回到驻地，大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中饭。陈恭澍以为饭后该与他谈工作了，谁知戴笠又与方炳西一起走了。陈恭澍感到戴笠有意冷落他，为此愤懑不已。

说起来实在是“小人长戚戚”，陈恭澍与王鲁翘在河内既不懂外语又不辨东西南北，戴笠需要将开展工作的一系列必要条件安排好。而作为上司，他完全没必要把个人行踪告知下属。

在整个刺汪行动中，陈恭澍处处表现出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甚至容不得其他人的行动方案。而戴笠完全没有注意到陈恭澍情绪上有什么不对劲，这也为陈恭澍不能很好地协调整个行动，最终导致失败埋下了隐患。

晚上，戴笠招呼方炳西、陈恭澍和王鲁翘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可晚饭过后，戴笠和方炳西又要走。为避免陈恭澍与王鲁翘迷路，戴笠特地将福特轿车留给他们，自己与方炳西坐三轮车离开了。

陈恭澍已经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将司机打发回去了，叫了两辆三轮车与王鲁翘在大街上兜风。结果因不识路，又语言不通无法与车夫沟通，再也找不到驻地了。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中国总领事馆，才问明方向，回到住处。

戴笠回来的时候已是夜静更深，他此次来河内的任务已全部达成，包括陈恭澍开展工作的接头对象、运送武器的通道及几套方案的基本落实。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离开河内了，戴笠在楼上房间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让方炳西去另外一个房间叫陈恭澍与王鲁翘到楼下客厅开会。

这是戴笠带陈、王到河内后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明确此行目的，下达任务。

他首先简单介绍了汪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拿出登有“艳电”的剪报给几个人传阅；又介绍了与几个关系人碰面了解的情况，即汪精卫仍在与日方保持接触中；接着阐明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最后点明主题：

“我上午七点半乘飞机先回重庆，短期内是否回来还不一定。河内工作由恭澍兄负责，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协助。眼下任务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动向。切记，现阶段的任务就是监视，不可采取任何制裁行动。”

戴笠还特地告知陈恭澍，随后将有电台和报务人员赶到；并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

会后，戴笠将陈恭澍叫到楼上单独谈话。一进屋，陈恭澍就提出：

“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也考虑到王文作为陈恭澍的下属，合作起来会和谐一些。但是，王鲁翘早有“神枪”之称，在行动方面并不亚于王文与白世维（白已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而且王鲁翘正直坦率，相信与陈恭澍能够配合默契，于是说：

“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我回去之后，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派。”

他没有直接说出以王鲁翘为行动“杀手”，是想给陈恭澍留下考虑余地，特意叮嘱说：

“一般事务性工作，全部交给炳西兄去办，你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随后到来的人员，由你根据情况统一分配任务。”

“好。”陈恭澍答应着，大概以为戴笠已交代完工作，话锋一转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突然提出一个私人问题，令戴笠十分意外又十分不快。执行如此重要任务，却牵挂着家中老婆孩子，这无论是戴笠本人，还是军统局本部戴笠身边的下属，都是绝无仅有。戴笠本人干工作是拼命三郎，要求身边人亦是如此。王蒲臣离开南京前探望戴笠，被挽留在特务处工作，连行李都没回去拿就开始了正式上班。南京撤退时，戴笠没回去看一眼老母亲，一家老小随着特务处撤到了武汉。为了工作不受影响，武汉失陷前，戴笠派人直接将他们送回了江山老家。而陈恭澍刚刚离开天津没几天，任务还没开始，就急着做安排家眷的打算，这让戴笠如何接受？

事实上，戴笠对陈恭澍的看法早在悄然改变中，不仅在石友三案与逃跑事件中，他的散漫无组织纪律性、无责任心与担当能力，令戴笠大跌眼镜；在个人生活方面的随心所欲，也让戴笠十分失望。如特务处规定，所有特工婚姻大事必须报告团体，不经允许不得成婚，陈恭澍则完全无视这些纪律，私自结婚。

凡此种种，戴笠以为，近半年的禁闭生活会让他有所反省，然观其解禁后任天津站站长的所作所为，多平庸而无所建树，在制裁汉奸殷汝耕、王克敏等案中，均连连失手。但戴笠对陈恭澍还是抱有希望的，毕竟他经过多年历练，主持制裁大案多起，即使是失败的教训，那也是“成功之母”。调他前来执行此项任务，也是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打个翻身仗。

所以在会上提到这次任务的重要性时，戴笠特别强调说：“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对大家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地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

其实他未必真懂，否则也不会在难得的谈话中不谈任务，直接提出个人问题。

为了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一心一意扑到工作上，戴笠还是安慰他说：

“放心吧，你的去向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考虑，事先会征求你的意见，但不是现在。你现在要考虑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如何与新来的同志协调好关系，做好监视工作，为最后的行动做准备。当然，没有明确指令，不得采取任何行动。”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

“这是一个地位特殊的人，可以为我们提供高级情报，也可以提供行动线索。我已与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由其他任何人去找他。你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就会接见你。”

戴笠又提醒陈恭澍说：

“注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既要有礼貌，又要保持分寸。”

陈恭澍明白，“保持分寸”就是说话要注意，不能泄露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