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全民抗战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副总裁弃职出走，这显然是长时间谋划的结果。可军统竟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实在是一巴掌打在了戴笠的脸上，他立刻电话约见王云孙，了解汪精卫一行人离开重庆的情况。

王云孙是王兆槐的内弟，1933年由王兆槐介绍加入北平站，后任北平站书记。站长陈恭澍弃职逃跑后，王云孙与白世维、戚南谱被调到南京受训。培训结束后，王云孙被派到航检系统任职，如今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做航检工作。

军统局迁渝后，局本部设在罗家湾二十九号。王云孙来到局本部戴笠的临时办公室（后搬到罗家湾十九号办公），汇报了汪精卫一行人出走的情况。

“18日上午九时，先是陈璧君与曾仲鸣来到珊瑚坝机场，同行的还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在候机楼中，陈璧君不时地向外瞭望，还不时和曾仲鸣嘟哝几句，看样子很着急。

“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汪精卫在一名侍卫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机场。不知什么缘故，飞机没有按预定时间起飞，而是又延迟了好几分钟。

“在等候登机的这段时间中，陈璧君相当活跃，不时和熟人打招呼，并称是陪同汪先生去成都中央军校作讲演，停留一天就回来。汪精卫则格外沉着，且大踱其方步。

“汪等此行一共六个人，在机场里前后停留了半个小时以上。”

“半个小时，可惜了……”戴笠沉思着说。

王云孙明白戴笠的意思，无论作任何措置，即使逐级向上级请示，时间也来得及。

“可惜，我们的情报工作在这个地方是个盲点！”戴笠话锋一转说，“你回去务必注意，凡汪系的人进出机场，立即报告，不得延误。”

王云孙离去后，戴笠开始考虑如何对汪精卫一伙实施监控。尽管汪的“去向”尚未明朗，但凭着他一贯倡导的对日“和平运动”，除了投日不可能作其他之想。何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抛开职务、地位秘密出走呢？

果然，在汪精卫抵达河内的第三天，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招降声明，声称日本政府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

汪精卫果然积极响应近卫的“招降公告”，亲自起草声明，于12月29日在汪派喉舌《南华日报》发表，即“艳电”。该“艳电”主张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

在此之前，尽管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多次代表汪精卫与日方接触，尽管代汪精卫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但没有汪精卫亲自出面与日方公开媾和，一切均不足以成为他叛国投敌的证据。

即使秘密出走到了河内，也还有转圜余地。对汪精卫来说，稍不顺心拍屁股走人，逍遥海外，早已不足为奇；与蒋介石一语不合，立马玩失踪，也不是头一回。可这次性质变了，“艳电”一出，汪精卫一伙叛国投敌已是板上钉钉。

“艳电”一出，舆论大哗，谴责声铺天盖地，汪精卫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汪精卫始料不及的。

戴笠已得到蒋介石指令：即赴香港，设法威胁、警告汪精卫在港亲信，阻止这些人公开进行投降活动；同时在河内组织力量，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多方侦察汪派人物的活动情况。

也就是说，眼下对汪精卫及其同伙采取的措施，只是监控、警告和制止公开进行投降活动。但戴笠也清楚，倘若汪精卫不肯悬崖勒马，对其予以制裁是迟早的事。

这无疑是一项艰巨而又棘手的任务，既要达到监视、警告的目的，又不能被抓住把柄，以免汪精卫狗急跳墙，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

考虑到河内不宜久留，否则容易引起外界注意。为慎重起见，戴笠决定将指挥中心设在香港。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手续的限制；交通四通八达，调遣人员十分便利；距离河内不远，乘飞机坐轮船都很方便，乘海轮一个昼夜即可抵达；军统香港区人员等各方面配备齐全，调用十分方便。

还有关键的一点，汪精卫在香港设有重要的汉奸机构，包括高宗武组织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与该所下属的“蔚蓝书店”及由林柏生负责的《南华日报》等。

汪精卫一伙出逃后，除汪精卫及家人亲戚、秘书曾仲鸣驻河内外，其他人均驻香港，陈璧君则常来常往。将香港的舆论阵地作为“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的前沿，为推进“和平运动”摇旗呐喊。

1939年元月上旬，戴笠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随行的有警卫王鲁翘、秘书毛万里。毛万里原任北平区书记，后升任代理区长，不久前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秘书兼业务科长。

到港后，戴笠以铜锣湾晚景楼公寓为指挥部，安排毛万里住在指挥部办公，并以高街六号香港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作为联络点。他本人在指挥部办公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时间在外边活动，也常于半夜在联络点会见工作人员，可谓来去无踪。他在香港下榻思豪酒店，据说还有其他秘密居住点，轮流居住。

香港区设有两部电台，戴笠指定报务员日夜值班，专门负责与河内、重庆的通讯联络。

此时，有一个重要人物正在乘水路赶往香港。这个人就是对河内汪精卫负有监视乃至“制裁”重任的陈恭澍。

而在香港，一个威胁、震慑汪精卫亲信的行动已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