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由重庆秘密出走，经云南抵达河内，迈出了投靠日本人的第一步。这一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陪都重庆炸开，更令戴笠这个军统首脑目瞪口呆。

抗战前期，捣毁日伪汉奸组织、抗日锄奸成为军统的主要任务之一。开始于抗战前的制裁落水汉奸行动，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发艰巨。戴笠的目光，始终盯着那些不肯离开沦陷区，而与日本人眉来眼去关系暧昧的曾经的军阀政要、权贵名流，只要抓住他们落水的事实，立刻跟踪追击，予以严厉打击。

然而，他搜寻的目光却始终没有转到“天子”脚下的重庆，没有注意过蒋介石身边的政坛要角。汪精卫事件一出，戴笠这才意识到自己工作的失误。可是，像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又有着显赫的革命历史，为什么要私自弃职出走？难道他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投靠日本人，做天下共诛之的汉奸吗？

其实，汪精卫对日抗战的悲观情绪由来已久。

在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发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后，汪精卫也在庐山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称“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如果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并说“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尽管悲观，当时的汪精卫还是主张抗战的。而由“悲观”演变为“主和”，由“主和”演变为“傀儡”，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

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与他观点相同的人，包括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日本课课长董道宁、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立法委员林柏生等。他们认为夺取抗战胜利是“唱高调”，给他们的小团体取名“低调俱乐部”。这些人聚在一起，以汪精卫为中心，开始酝酿“和平运动”。

两国交战，历来有主战派与主和派。主和并不代表投降，汪精卫也曾向蒋介石提出“和谈”意向，蒋介石并未断然拒绝。其时，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进行的调停也在秘密进行中。

但由于日本人野心膨胀，狮子大张口，蒋介石拒绝接受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断然关闭了对日和谈的大门，陶德曼的调停宣告失败。

然而，汪精卫一伙人却不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谋，周佛海向蒋介石提出，派高宗武去香港搜集日本情报。蒋介石不知其中有诈，采纳了他的建议，使高宗武名正言顺地到了香港，并有了经费来源。

高宗武到香港后，做了两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第一件，高宗武于1938年6月下旬悄悄去了一趟日本，先后会见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并主动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人和谈。

从日本归来后，高宗武不敢再回武汉面见蒋介石，只好派与他同去日本的周隆庠回汉口，将其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后让他转交蒋介石。

高宗武的报告，明确无误地传递了一个信息：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马和谈。蒋介石一怒之下，下令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这之后，周佛海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秘密拨出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港继续与日本人联络。

高宗武显然担不起这个后果，吓得旧病复发，与日媾和的接力棒由梅思平接过。但在关键时刻，高宗武又做了第二件事——重光堂会谈。

11月中旬，高宗武与梅思平作为汪精卫的全权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进行秘密会谈，内容涉及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权的具体措施、安排汪精卫离开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和日程。

有日本人撑腰，汪精卫开始做着从重庆出走的打算。当然，这个打算是在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等一帮喽啰的推波助澜下做出的。

周佛海多次表示，只要汪精卫出山，竖起旗帜，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四川的地方势力等等，这些受蒋介石排挤的实力派人物，都会聚集到他的旗帜下，支持他的新政权。

尽管如此，汪精卫对迈出这一步还是慎之又慎，正如其亲信陈公博的奉劝：“先生若离开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是与汪精卫关系极深的亲信，对“言和”“出走”却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大局已定”才得到通知，急忙从成都赶到重庆，在上清寺汪公馆听汪精卫讲述对日“和平”的进展，直听得惶惶不安，背冒冷汗，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当时在座的除了汪精卫夫妇，还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人。待其他人离去后，陈公博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规劝汪精卫改变初衷。两人争论到上午11点，最终被陈璧君叫停。

正是因为担心他会反对，作为汪精卫最信任的亲信，他才被瞒到最后。对此，陈璧君特地向周佛海、陶希圣解释说：“公博近来太忙，等到成功再通知他。到时我们都走，他是不会单独留下的。”

直到定好出走日期，陈公博仍在劝说汪精卫。陈璧君已经不耐烦了，直接对陈公博说：“我们是一定要走的。你不走，就一个人留在这里好了。”

后来陈公博评价汪、陈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但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

从重庆到国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香港，一条是走昆明。以汪精卫显赫的身份，无故乘机去香港，显然风险太大。而借道云南，必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为此，陈璧君亲自两赴云南。

在谈到“汪先生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表态说：“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由，率先去了昆明。按计划，汪精卫于12月8日离开重庆，前往昆明与周佛海会合。但蒋介石突然在12月7日来到重庆，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这才找到出走机会。

汪精卫立刻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18日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直接将机票送到汪公馆。当时中枢要人非公离渝，须经最高当局批准。由于汪精卫系一人之下，地位特殊，彭学沛又是汪系人物，汪精卫的秘密出走便畅通无阻了。

12月18日上午，汪精卫从重庆珊瑚坝机场登机，直飞昆明。同行的除陈璧君外，还有他的亲信秘书曾仲鸣，陈璧君的侄子陈国琦、陈常焘与卫士。当天，陶希圣亦从重庆飞到昆明会合。

此时，高宗武、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都已在香港。除了陈公博，要“走”的人基本到齐。

12月21日，汪精卫一行十余人乘坐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一直不想参与“和平运动”的陈公博，不幸被陈璧君言中，大家都走了，他确实不会单独留下，只得“跟踪追击”，前往河内。

至此，由周佛海首倡并导演、高宗武牵线搭桥、梅思平奔走出力、陈璧君推波助澜的“和平运动”，在汪精卫的带领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到后来，除了“迷途知返”的高宗武与陶希圣，其他人均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