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好史焕章的治疗事宜，戴笠于次日返回长沙。这时大火已烧了三天三夜，千年古城付之一炬，两万多人葬身火海，百分之九十以上房屋被烧毁。

11月16日，蒋介石从南岳抵达长沙。

117 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长沙古城还完好无损，11月16日再次踏进长沙，已是一片废墟。蒋介石要求彻查大火起因，主持长沙反资敌大破坏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一口否认曾下达纵火命令，并向蒋介石报告称：是戴笠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第二团团长徐昆下达了纵火令，由酆悌实施纵火的。

这一时期，是戴笠在蒋介石心中分量骤增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戴笠了解得最为透彻的莫过于蒋介石。没有他本人的命令，戴笠绝不会妄自行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张治中报告的说辞，蒋介石说：

“戴笠未奉命令，不会这样乱来。”

蒋介石当即召见戴笠，询问是否插手纵火。戴笠将事前劝阻无效，据实上报并呈请蒋介石制止焚城的过程一一禀报。蒋介石经查核戴笠的发报时间，确定在长沙大火之前，终致张治中的说辞不攻自破。

其实张治中“嫁祸”戴笠并非有心，似乎有他的推理逻辑：酆悌曾是复兴社骨干，说起来与戴笠出自同一“门户”，听命于戴笠仿佛也在情理之中；文重孚与戴笠颇有私交，加之戴笠曾成功指挥了武汉反资敌大破坏，因此也有可能听取戴笠的建议。

然而细究起来，这种“推理”未免太过滑稽。无论戴笠与酆悌、文重孚等人有怎样的私人关系，对于如此重大事件的决策，三位执行人都不可能抛开负责指挥的直接上司，去听命于一个与该任务无任何关系的“朋友”。

何况，了解复兴社复杂情况的人都知道，戴笠在复兴社从来就不受欢迎，若不是胡宗南力挺，他压根就进不了复兴社。他以黄埔六期的小字辈身份执掌特务处，并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与复兴社“分庭抗礼”，令多少复兴社元老恨得咬牙切齿。尽管如今特务处做大，可那些老资格的复兴社元老，有几个心里服气？更遑论听命于他！

酆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名副其实的复兴社元老，说他听命于黄埔六期的戴笠，实在是天方夜谭。

那么，究竟是谁下达了纵火的命令？

有一种说法，说是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紧接着南门处又有三处起火。虽说南门并不是纵火点，但城内以为是点火信号，各纵火点纷纷效仿，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早已准备好的汽油桶和民宅，弹指之间即已火烧连城。

然而，戴笠和他的“亲信干部们”谈及此事，均认为“张治中处理此事，全为抢功”所致。

原本戴笠前去劝阻，张治中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加快速度将纵火油桶布置到位。

戴笠执行武汉反资敌大破坏工作后，获得上级嘉许。张治中为表现其执行得彻底，尤其戴笠前去劝阻之后，张治中担心军统局插上一脚，遂加快准备工作，不仅纵火油桶迅速布置到位，并在未办理公文手续的情况下，以电话交代酆、文、徐三人火速执行焦土任务。

毛森在回忆中介绍说，戴笠在风闻此讯后，“曾劝文重孚慎重行事，因为张并不是有肩膀、肯担当的人。然而当时口头命令之效力，尤胜过文字命令，文私下更疑戴有抢功意图，故不以为意，仍全力执行，不想竟真因张的诿过而送命”。

最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三人被判处死刑，于11月18日执行枪决。

张治中受到撤职处分，由湖南省政府主席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同样是受蒋介石指令负责反资敌破坏，相比戴笠指挥的武汉大爆炸（呈准取消了原计划的焚毁目标），“文夕大火”无论是什么原因引发，整个行动混乱无序都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都是张治中以降“破坏长沙指挥部”所有相关负责人的严重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