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戴笠一行人乘车赶往临澧。

刚进县城，突然鞭炮齐鸣，鼓乐喧天。戴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透过车窗的挡风玻璃向外望去，只见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欢迎队伍长龙般向远处延伸而去，余乐醒正带着一群乡绅模样的人迎上来，戴笠顿时怒火中烧。

特务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保密性，特务这一行本身就是隐蔽战线的职业，尽管戴笠的特工组织已经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公开身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但它所从事的工作仍然是隐秘的，以公开掩护秘密历来是保密工作的原则。

而戴笠本人，更是不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终其一生，戴笠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神出鬼没，难觅行踪。

尤其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余乐醒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事铺张、兴师动众，如此不识时务，令戴笠怒不可遏。

但是当着众多乡绅的面，戴笠不便发作，只好忍着一肚子火气下车，勉强和余乐醒带领的一众乡绅包括县长，县党部委员、书记等一一握手，脸上挤出来的那点笑容看上去十分生硬，态度自然也谈不上热情。

草草握手之后，戴笠匆匆上车。上车之前对跟在身边的余乐醒狠狠甩下一句话：

“都给我撤走！回去再跟你算账！”

这句话让余乐醒在车门外呆愣了半晌，直到汽车一溜烟开走消失在车尾卷起的尘雾中，他才怏怏转身，下令全部撤走。

要知道，为了欢迎戴笠莅临临训班（临澧特训班），余乐醒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1938年是戴笠主持特务工作以来最忙的一年，既要应对抗战并做出通盘策划，又要扩充团体招兵买马筹措经费，尽管对临训班高度重视，却再也无法像浙江警校特训班那样常来常往，至今是第一次光临。但余乐醒知道，戴笠为这个特训班是花了大心思的，这一期566名学员，都是他费尽心思从各地“挖”来的，真正由临训班筹备处招收的学员并不多。而戴笠对于警校学生与各种特训班学生，如蒋介石之于黄埔生，一向视为自己的门生弟子。可是临训班学员只知余乐醒，不知有戴笠。

要知道，余乐醒只是临训班副班主任，戴笠才是临训班班主任。戴笠是所有军统特训班班主任，尽管只是名义上的，但从招生到课程设置到毕业典礼，他都要参与、过问并参加所有班的毕业典礼。

正因为如此，余乐醒担心临训班同事有人嫉妒，给他打小报告，特地搞了这场隆重的欢迎活动，以便让学生了解戴笠才是特训班的班主任，而他不过是做具体工作的副班主任。却不料弄巧成拙，他根本想不到戴笠来“视察”的真正目的。

挑选爆破手，本来打个电话让余乐醒挑选并派人送到武汉即可，但考虑到武汉保卫战战事正酣，挑选、调集爆破手是为撤退做准备，万一走漏消息非同小可。为保密起见，戴笠有必要亲自跑一趟。何况，这批学员即将毕业，他需要对学员做一个全面考察。

说起来，余乐醒也称得上军统元老了，却做出如此幼稚之举，让戴笠实在大跌眼镜。

重新回到车上，看到从县城城门口到临训班所在地奎星楼县立中学，不仅沿途贴满欢迎标语，而且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站满身穿灰色军装的临训班学员。

到了临训班班本部，戴笠立即召集全体干部训话：

“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不是军阀！不是官僚！我一再强调，要做无名英雄。无论是谁，进了我们的团体，就要做无名英雄！所以，不论到什么地方，除了自己同志，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今天你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我，到底是为什么？……”

接下来，戴笠召开全体学员大会，与全体学员见面，对全体学员分队点名。当每一位学员走到他面前时，他都要仔细观察其仪态，有时会提问一些问题。五百多名学生点名，整整点了一天。

然后，和班里的全体工作同志、教职员工、学员骨干单独谈话，与所有教官和学员骨干都做了详细交谈，了解班里情况和他们的个人思想情况。发现问题，立即解决，效率之高，给第一次见面的学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过一番考察，戴笠对这期学员非常满意，尤其教职员和学员中有不少大学生，甚至留学生，素质之高，在以往的特训班中绝无仅有。

最重要的是，挑选了100名学行动爆破的学员，待武汉撤退日期一定，即由时任行动教官的沈醉带到武汉执行任务。

此行来去四天，第四天回到长沙，带上余淑恒返回武汉。

再次到临训班已是11月5日，当时武汉已失守，戴笠轻车简从，从长沙经常德抵达临澧，主持临训班毕业典礼并安排学生的工作分配。

在毕业典礼上，戴笠宣读了蒋介石的贺词和对临训班的训词。训词中称：

“……特警工作为神圣革命事业之一，尤其现当抗战最严重期中，责任更为繁重。第一应有极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须先从本身做起，养成纯洁人格，乃足以执行其任务，而为社会所敬服；第二应有极勇敢之 精神，明死生，履艰险，命令所在，虽赴汤蹈火，皆锐利而前，毫无犹豫，以得牺牲报国为光荣，乃足以达成其任务而立伟大之事功。总之，心地必极光明，行动必极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备，由此简练揣摩，则成己成物，济世报国，必可操券也已，望诸生共勉之……”

戴笠在随后的讲话中，特别强调：“‘秉承领袖旨意，体念领袖苦心’，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两句为出发点。前者是革命的精神，后者是革命的技术。日本之所以强盛，就是他们每个公民都‘忠君爱国’。”

由于这些学员大部分将分配至沦陷区从事情报工作或充实忠义救国军，戴笠特地讲述了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潜伏特工和特务武装抗日锄奸的事迹，包括天津站奉命刺杀伪华北行政院院长王克敏，尽管王负重伤未亡，其日籍顾问山本荣治却当场毙命；上海区刺杀落水汉奸唐绍仪等。戴笠以此勉励他们，向这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学习。

在全面抗战中，该特种警察训练班三迁班址，先后由临澧迁往黔阳、息烽，共开办五期，培养学员3996人。同时，军统在兰州、建瓯、重庆等地开办了特警班，并开办了多种专业特训班，包括军事、交通、邮电、外交、电讯、行动警卫等，与多种地区性特训班，以及与美、英、苏等国联合举办的特训班，为军统的迅速扩大培养了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