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严灵峰的电报后，戴笠焦急万分，他本不愿意与陈仪把关系弄僵，想必陈仪也是如此，现在他既然抓了张超，说明已准备拿张超开刀。倘若张超真的命丧陈仪刀下，将会直接影响到以后军统工作的开展，无论如何张超也是为了发展特务武装，再怎么冒犯陈仪，也是罪不当诛。

他一刻都不敢耽搁，立即写好呈文，冒着炎炎烈日赶往珞珈山蒋介石的临时官邸。

正是午休时间，蒋介石的住所就在东湖附近，戴笠远远地看到宋美龄坐在湖畔小亭内纳凉。

自西安事变之后，戴笠在宋美龄心中的分量陡然增加。1937年元月戴笠患鼻瘤，在上海宝隆医院实施切除手术，不仅蒋介石多次派员前往医院视疾，宋美龄还亲自前往医院，代表蒋介石进行慰问。宋美龄亲自向院方了解戴笠的治疗情况，特地叮嘱院方：“戴处长是只知有国家，不知为自己的人，这次住院，必须要使他好好休息，非经我许可，不得擅准出院。”

宋美龄原本比蒋介石更具亲和力，戴笠在宋美龄面前更觉得轻松自如，不受拘束。有急事由宋美龄转达，往往比直接找蒋介石效果更好。

见到宋美龄，戴笠先是松了一口气，远远地向宋美龄打招呼：

“夫人好！”

看到戴笠走得大汗淋漓，宋美龄问：

“大中午的，什么事这么急？”

戴笠递上严灵峰的电报和呈文，待宋美龄看过之后，说：

“请校长务必让陈主席派人将张超押到武汉来审查。”

“好，我替你转交。”

有宋美龄答应转交，此事就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一旦张超被押到武汉，就等于有了免死金牌。只要留得青山在，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再说，张超如此莽撞之人，不受点惩戒，不知什么时候还会闯下掉脑袋的大祸。

不过，戴笠的想象未免太乐观了。

倒不是宋美龄的转交没有发挥作用，也不是蒋介石未批准他的呈文，而是他低估了陈仪的胆量。

蒋介石看了电报与呈文，迅疾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报，令陈仪将张超迅速押解汉口查办。

这个消息原本让戴笠如释重负，殊不料，在戴笠满怀希望等着张超被押解武汉的时候，第二天，即6月18日，突然传来了张超被处决的噩耗！陈仪出手之快，下手之狠，手段之绝，令戴笠这个掌握着一大批“职业杀手”的特务头子也无不为之震惊。

陈仪与戴笠撕破脸尚可理解，公然对抗蒋介石的命令，却是戴笠完全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陈仪既抓捕了张超，就没打算让他活着出去。倘若将他押解武汉，显然张超再无生命之忧。为解心头之恨，陈仪压下蒋介石的电报，以“阴谋叛乱，反抗政府，公然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之罪名，下令将张超立予枪决。

蒋介石的电报，恰恰成了张超的“催命符”。

此仇不报，何以向众多部属交代？在军统即将组建之际，出了这样的事，何以招募人才？何以让众下属为之卖命？但是，以陈仪国民党元老的身份，蒋介石根本不能拿他怎样，尤其不能为了一个小特务去制裁一个国民党元老，这也正是陈仪敢抗旨不遵的原因。

戴笠打电话找来同窗好友毛人凤，商量如何挽回影响。

毛人凤虽然在加入特务处的时间上比“十人团”元老晚了“三秋”，但在先后出任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少校股长、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以及特务处处长办公室书记之后，他作为秘书的才干越来越显露无余，在戴笠心目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与众多秘书对比，他不仅旧学根底深厚，思虑周详，工作扎实，忠实可靠，而且为人低调，谦逊随和，谨言慎行，从不会招惹是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秀幕僚长人选，戴笠对他越来越倚重。

毛人凤分析说：

“既然陈仪敢拿张超开刀，也就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仇我们现在报不了，可以先杀杀他的威风，让他的保安处处长还张超一命！”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你起草一份报告，恳请校长电令陈仪，将叶成押到武汉。我们事先到机场做好准备，人一到立即扣留，说不定还能从他身上找到扳倒陈仪的突破口。”

叶成，福建省保安处处长。

叶成也是浙江人，1905年出生于浙江青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说起来也是“天子门生”，也曾在蒋介石身边任侍从室副官、副组长。

与特务处渊源更深的，则是他复兴社干部的身份，是复兴社福建分社书记。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事实上，对于抓捕和枪杀张超，叶成是一百个不愿意干。与戴笠同是浙江老乡、黄埔校友、复兴社干部，虽无深交，亦有往来；且与闽北站、闽南站向来融洽，让他向特务处的张超开刀，他怎么下得了手？

但陈仪下了手令，要他抓捕张超，叶成不能推辞，只好将这个差事交给了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不曾想，张超被抓到警察局后，陈仪要求速战速决，不经审讯立即“问斩”。面对叶成一脸的为难神色，陈仪拍胸脯说：“非杀不可，出了事我负责！”

话虽如此，叶成心里非常清楚，这笔账特务处未必会记在陈仪一人头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天经地义，特务处职业杀手如云，以戴笠的铁血手段，岂会白白放过他？

结果不出所料，制裁不了陈仪，戴笠便按照毛人凤的主意，将目标锁定了叶成，带着由毛人凤拟定的报告再次来到蒋介石的临时官邸。

戴笠一进办公室，蒋介石就知道了他的来意，陈仪的电报自然比戴笠的脚步要快得多。当时宋美龄也在蒋介石的办公室，戴笠还没来得及开口，蒋介石就说：

“张超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戴笠愣了一下，马上说：

“校长，张超为了开展工作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们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戴笠眼巴巴地看着蒋介石，又补充一句，“陈主席作为地方官员违抗校长的命令，如果别人都像他那样，我们在地方上就没法开展工作了。”

“这个陈仪也太目无中央了。”宋美龄接话说。

蒋介石何尝不知陈仪目无中央，这也正是他为之气愤的。

“可是张超已死，还能有什么办法补救？”

戴笠赶紧递上手中报告，说：

“校长，张超死得冤枉。为了挽回影响，请校长下令将枪毙张超的叶成押到武汉审讯。”

蒋介石接过报告，点点头说：

“好吧，我会考虑的。”

第二天，蒋介石便电令陈仪，将叶成押送武汉。

陈仪敢抗旨一次，却不敢抗旨两次，尤其蒋介石在电报中严词指责他“目无中央”，这让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可是，他既信誓旦旦说过“出了事我负责”，就不能失信于叶成。他把叶成找去，出示蒋介石电令，对他说：“你可以放心去，一切由我负责。”

又是“我负责”，叶成沉默半晌，只能服从命令。

陈仪果然为叶成此行做了周密安排，策划了如何在蒋介石面前状告张超，同时给两位关系不错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人发去电报，让他们保护叶成避免落入特务处之手并引见叶成晋见蒋介石。这两人一个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个是被蒋介石视为“智多星”的贴心幕 僚张群。

戴笠通过闽北站站长严灵峰，掌握了叶成抵达武汉的具体时间，派出精干特工等候在机场。却没料到，陈仪毕竟是久经宦海的老牌政客，对特务处早有防备。押送叶成的专机一降落，何应钦就从轿车里钻出来，亲自将叶成接上了车。特务处的人只能眼巴巴看着何应钦将叶成接走，并直接送进了张群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