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冷处理”一般要被“挂”数月，甚至一年或更长时间。时间长短，要看被“挂”期间的表现，或者有否用人契机。那些不知反省、满腹牢骚、怨声载道者，即使重新起用也很难再有升迁机会，甚至被一挂到底，永不叙用。

戴笠在将张超免职后，便挂到一边不管了。却不料，时隔不久，张超却擅自找上门来。

当时，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刚刚在汉口成立（后迁安徽屯溪），戴笠正在汉口巴黎街八号临时住所与副总指挥俞作柏等人商议相关事宜，张超不请自来，让戴笠略略吃了一惊。张超说：

“戴先生，我是来请示工作的。”

“请示工作？”戴笠显然很意外，都已经被免职了，还有什么可请示的？

当张超对他此行的目的侃侃而谈的时候，戴笠不仅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连连点头予以肯定。

张超虽大大咧咧难以思虑周全，对戴笠的心思却揣摩得十分透彻。他知道在这个被挂起来的特殊阶段，只要毫无怨言，主动开展工作，将功补过，前途就是一片光明，甚至会因祸得福。

那么，主动开展什么工作呢？

他知道，戴笠最重视的是特工武装，尤其抗战爆发后，戴笠在上海成立苏浙别动队，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同时要求平、津两站合作，组建滦榆游击司令部，由王天木与陈恭澍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如今苏浙别动队已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滦榆游击队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那么，在东南拉起一支同样的游击队伍，应该是戴笠求之不得的。

而张超手中正有这张王牌，那就是民军。

福建的民军，多年来都是不容忽视的地方武装力量。自北洋军阀势力进入福建之日起，福建就成为各大小军阀的“群魔乱舞”之地。正是“乱世出枭雄”，各路“草头王”乘乱应运而生，各大小军阀乃至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无不借助或利用民军的势力，因此，福建政局的每一次动**都为他们创造了发展机遇。而对付这些民军，无外乎“打”与“抚”。到陈仪主闽时，虽然几股大的民军已被平定，但许多小股民军仍十分活跃。张超正是看中了民军可为我所用，拉拢了一批民军首领和失意军官。

张超此番前来，是邀了几位民军头目一起来的，在汇报了他的设想之后，将几位民军头目请到了戴笠的办公室。

有这几位民军头目的陪衬，对张超来说起到了一举两得之功效：一方面让戴笠看到了他的实力；而另一方面，也让几位民军头目看到了他的强大背景，以及他在戴笠心中的位置与重量。

正如张超对戴笠的了解，眼下戴笠最重视的是发展特务武装。他早已注意到福建的民军，只是没有合适人选能够掌握和改造这些地方武装。如今张超主动请缨，又具备这方面实力，戴笠何乐而不为？

就张超的个性而言，与其让他做特工带一个情报站，远不如让他带一支武装部队更合适。

但是，民军成员良莠不齐，既有农民起义者，也有土匪流氓，在这些人中拉起一支队伍，人员的选择与考察尤为重要。戴笠曾在致下属电报中特别强调：“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为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者。”因而，戴笠提议，先主办一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进行培训，作为日后游击队伍的骨干力量。

得到戴笠的首肯，张超大喜过望。就他的个性来说，带一支部队远比干特工弄情报来得畅快。

返回福建之后，张超开始大张旗鼓招兵买马，通过闽南、闽北两站，很快招收了100多名学生，并聘请了政治教官与军事教官。

万事俱备之后，张超这才想到还欠一点东风，这个“东风”就是经费与装备。经费与装备应由地方财政支出，而他根本没想到应事先征得陈仪的同意。

陈仪原本因发现张超有野心而对他采取遏制措施的，如今张超要成立“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组建武装部队做准备，这正是陈仪所忌讳的，怎会给他开绿灯？

经再三争取，仍毫无转圜余地，张超只好向戴笠求援。

其实，由特务处援助开办“干训班”并非不可，只是会影响与陈仪的关系。陈仪在拒绝张超之前，已给戴笠发电报说明情况。不管他以什么理由拒绝，戴笠都不能不接受，毕竟陈仪是一省大员，弄僵了对谁都不好。何况特务处正处于改组阶段，经费紧张。于是戴笠便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由于军统局成立在即，戴笠已报请蒋介石批准，在湖南临澧开设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以缓解军统成立后的人员紧缺问题。特训班已在余乐醒、陶一珊等人的筹建中开始招生，张超招募的100多名学生正好送到临澧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统一分配使用。

为保护张超的积极性，戴笠决定将他调离福建，到上海沦陷区任行动队长。

戴笠的决定，对张超来说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张超很快将100多名学生送到了临澧，就等着他本人料理好福建方面的事务，到上海走马上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张超做出了一个贻误终生的莽撞之举。

常言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张超并非睚眦必报之人，这次却偏偏没有“忍”住。在送走学生之后，他越想越生气，一次次“好事”都让陈仪给搅黄了，反正马上就要离开福建了，不如趁机报复他一下，也好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当时，各民军首领和国民党CC派都对陈仪不满，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与陈仪素有嫌隙，而陈仪抗日态度暧昧，被陈肇英抓住把柄大肆攻击，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张超认为，这正是“倒陈”的好时机。

于是，张超召集数名亲信，商量“倒陈”事宜，制订“倒陈”方案。该方案由政治的和军事的两部分组成：政治的即制造舆论，以民众抗日自卫相号召，提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闽人治闽”等口号，并写成标语张贴；军事的，则以其亲信所掌握的海军旧部，与驻莆田涵江、福清海口的两个水警中队，以及福清县（今福清市）自卫中队等部为基础，各自就近联络地方武装和土匪，并由张超派人直接到各县联系地方民军首领，待各方面准备就绪，一同举事“倒陈”。

布置好一切，张超准备赴上海就任行动队长，船票已经买好，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最信任的亲信已经将他出卖，陈仪已下令省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将他秘密抓捕。

第二天就要启程赴上海了，这天晚上，张超优哉游哉地到福州温泉路福龙泉澡堂洗澡。就在他洗好准备离去的时候，侦缉队队长董兰观突然走进来，向他出示了陈仪的手令。

张超并未意识到危险降临，大大咧咧地跟着董兰观上了车，随即被关押在警察局内。

倒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警惕性高，闻讯后立即给戴笠发报，并断定陈仪不会轻易放过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