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在这次大会做出的决定中，有一项看似不大却与戴笠及他的特务处命运息息相关的决定，那就是扩大特务组织，改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成立军统局。
在1935年5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处长徐恩曾；二处为军警处，即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三处为邮检处，处长丁默邨。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后，二处，即戴笠的特务处将升格并继续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一处和三处，合并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蒋介石同时决定，军统局局长由侍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授中将军衔；戴笠升任副局长，授少将军衔。
戴笠知道，军统局是中将级单位，在等级森严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内部，他能授少将衔任副局长已经不错了，重要的是掌握实权。
这一决定，无疑将使戴笠的特务组织有一个大的发展和飞跃。就在戴笠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封意想不到的神秘电报，将他推入几近崩溃的边缘。
电报是闽北站站长严灵峰发来的，内容简单，却犹如千钧重锤，字字砸在戴笠心上：
“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恐有不测！”
陈仪为何要逮捕张超？
张超，福建长泰县人，肄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1933年加入特务处，旋即被派回家乡福建潜伏，后被任命为特务处福建闽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
“闽变”平息后，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戴笠平息闽变有功，深得陈仪好感。也就是说，从特务处角度来说，与陈仪无冤无仇。
说起来，张超也算有能力有胆魄之人，在担任公开职务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初期，也曾办过几件大案，深得陈仪的赏识和器重。但他也是一介“粗人”，或者说是“狂人”，性格大而化之缺少心思缜密不说，而且不知轻重，缺少自知之明，在“走红”之后竟野心膨胀，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渐渐地连陈仪也不放在眼里了。
就保安处谍报股的工作而言，张超与陈仪或许不会有直接碰撞，但张超为扩大特务组织在福建的势力，一直在收买地方民军，收买的方法不外乎封官许愿。最初，对他的保荐陈仪总是大开绿灯，经他保荐的县长、省政府参议、咨议不下20余人。后来陈仪发觉了他的野心，断然拒绝他保荐的任何人选，这让他心中十分不悦。
随后发生了几件事，使两人关系迅速恶化。
第一件事是“二刘事件”。
“二刘”是创办福州电气公司的刘家兄弟之一刘雅扶和侄子刘爱其，也是福州最大的经济汉奸。抗战爆发后，张超为了迎合福建人民的抗日**，派部属暗杀了“二刘”与有通日嫌疑却深得陈仪宠信的医学博士黄丙丁。事发后，陈仪赫然震怒，认定是张超所为，却又查不到证据。
随后又发生了“邝汉事件”。
邝汉是金门县县长。金门县辖大嶝、小嶝及金门岛，县治设在金门岛。占领台湾的日军若从厦门登陆，必先攻取金门。由于岛上没有驻军，邝汉曾请示省政府，必要时撤退大嶝，遭到陈仪的严词拒绝：“守土有责，应与城共存亡……”
但在1937年10月下旬日军炮轰金门时，邝汉仍携县保安队及家属撤到大嶝，又随后退到漳州。1937年12月17日，陈仪以“弃职潜逃”罪将邝汉处决。
然而在不久后的厦门战役中，第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擅自弃城而逃，导致厦门失守，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一时舆论大哗。时人有诗云：“退缩宰官理应诛，无殃丧地将雄师。赏刑失措徇偏袒，效死难求孰拯危。”并加注解称：“金门县长邝汉，仅仅有24名法警，退大嶝办公，地失伏诛；宋天才师长将万兵，把厦门放弃不问。”
由于邝汉是特务处的人，曾任保安处谍报股科员，为报此一箭之仇，张超特地找到《南方日报》（黄埔军校同学在福建创办）总编辑闵佛九，发表社论《为原金门县长邝汉鸣冤》，矛头直指陈仪以“浙人治闽”，杀人立威。
看到社论，陈仪忍无可忍，但只能将闵佛九免职，对张超仍无可奈何。
抓不到张超的罪证，无法予以制裁，陈仪就想控制他的权力，决定在绥靖公署下成立情报处，将在福建的CC（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政治势力）、复兴社等特务组织统一起来，由情报处统一管理。
事到如今张超仍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情报处处长一职非他莫属。可当任命一公布，有如当头棒喝，不仅自己与处长无缘，而且这个新的顶头上司，竟是他的“冤家对头”胡国振。
胡国振的公开身份是福建省警官训练所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闽北站督察。
督察一职就是为督察站长而设，以张超目中无人独断专行的行事作风，免不了被打“小报告”。而在胡国振上任情报处处长不久，很快侦得张超有贪腐行为，曾敲诈南台某大木材商2000元，并在查办禁烟督察处副处长程某私卖烟土案中贪污舞弊。在将这些情况上报戴笠时，胡国振同时汇报了张超与陈仪已势同水火，建议将张超调离福建。
为了不影响与陈仪的关系，戴笠接受了胡国振的建议，免去张超明暗两个职务，派严灵峰潜往福州，接任闽北站站长的秘密职务；将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的公开职务交给闽北站书记金颂康代理。对张超，戴笠采取“冷处理”的老办法，挂起来晾在了一边，视其自我反省程度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