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在这个国军大撤退的前夜，随着轰鸣了一天的枪炮声渐渐平息，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去，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从天而降，骤然间笼罩了整个上海滩。

风雨中，苏浙行动委员会侦谍组长周伟龙、总务组长兼别动队特务大队长王兆槐、人事科长文强等人，先后赶到法租界拉菲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别动队总指挥部。

这是继第四支队掩护闸北部队撤退全部壮烈成仁之后，别动队面临的又一场规模更大的硬仗。对于这场硬仗的残酷性，戴笠已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周伟龙说：

“道三（周伟龙别号）兄，你今晚设法准备三万多个面包，派人送到南市，供紧急时食用。再送200面国旗，送到陶一珊处，让一珊派人插遍南市，以鼓舞士气。然后你留在陶部，监督协助陶部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坚持到底，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撤退。”

“好！”周伟龙拿起雨衣，转身离去。

“戴先生，我的任务呢？”王兆槐问。

“你的稽查处作为预备队，留在白云观稽查处，万一一珊他们防线被突破，你立刻带人顶上去，没有我的命令，不得撤退。”

王兆槐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戴笠叫住。戴笠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钞票，递给王兆槐说：

“任务完成后，你立即带领稽查队全体同志撤退，转道香港去武汉，这5000块钱足够你们的路费了。”

王兆槐小心翼翼地收起钱。虽说做着安全转移的准备，但在国军大撤退的前夜，在别动队乃至稽查处将接受最严酷炮火考验的时刻，心里难免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向戴笠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下楼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守在电话机旁边的贾金南拿起了话筒，刚问了句“哪里”，就把话筒递给了戴笠。

电话是杜月笙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

“法租界已在12点关闭了所有与华界的通道，所有的铁栅栏门都已经上锁……”

戴笠知道，杜月笙担心别动队完成任务后撤退无门。在国军全部撤退、华界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若租界大门关闭，就等于关闭了别动队的退路，孤立无援的别动队将在日军的包围中插翅难飞！但大敌当前，正是别动队为国家效命之时，又岂能为小我而不顾大我？

这固守南市的5000多名别动队队员中，有3000人是杜月笙的门徒。从战斗力上来讲，杜月笙的门徒弟子与戴笠的部属无法等量齐观，戴笠自然不会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只是战场上变数颇多，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牺牲。戴笠安慰他说：

“月笙哥你放心，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我们的同志有这方面思想准备。”

既然有思想准备，杜月笙也就不再多说。

这时候，雨下得更大了。暴雨的轰鸣声衬托得屋里格外宁静，惨白的灯光映照下，紧张与焦虑的气息在急剧流动。

放下电话，戴笠看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的文强。

文强，字念观，别号观涛，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任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

戴笠问：

“观涛兄，你认不认识谢晋元同学？”

“我们是同期同学，不但认识，而且交情很好。”

“那好，你去哈同路宋公馆，宋部长为我们准备了四部西门子电话机，你送三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给道三兄，由他一起转送给陶一珊；另一部送到四行仓库，交给谢晋元团长。这四部电话都可以接通我和宋部长的电话，也可以直接和外界联系。校长（指蒋介石）需要随时了解四行仓库的守战情况，我需要及时汇报，你抓紧办好。”

文强点点头，却又不无担忧地说：

“戴先生，我有种预感，上海已经鏖战三个月，精锐部队元气大伤，敌人如打过苏州河，上海市郊将腹背受敌，上海这座国际城市必将成为瘫痪的死城……”

文强所言正是戴笠所担心的，但在下属面前，他只能正面鼓励，不能讲出任何不利因素而影响士气。

“老兄，我看是你多虑了，只要我们顶住日军进攻寸土不让，就能掩护大部队迅速撤退。”

文强曾奉戴笠之命，作为副组长，与余乐醒带领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他熟知那里的地形，他们在绘制出精确的勘测地图后，特地在勘察报告中提出建议：

浦东川沙县（现已撤县，并入浦东新区）尖端之白龙港外，停泊有敌舰多艘，炮火猛烈，有试图登陆之企图，且港口有硬滩地带，容易为敌军偷渡登陆，宜加强戒备；金山卫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乃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域，建议加派重兵守护……

如今，他担心的正是金山卫。他说：

“日军若从金山卫硬滩地带偷渡登陆，直插松江、青浦切断京沪线，则我军退路全无，后果不堪设想。”

金山卫、杭州湾，这些敏感的地点，戴笠怎么会忽略？日军已经在杭州湾登陆，从后路包抄上海，截断国军退路，若再从金山卫登陆，正如文强的担心，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他说：

“金山卫方面是可虑的，不过相信校长也会想到，会有防御措施。我们要做的是完成掩护撤退任务，你快去吧，我还等着通话呢。”

文强立即坐上自备车，去了哈同路宋公馆。

不多时，两处电话均已接通。然而，当文强返回后，却带来一个并不乐观的消息：

“道三和一珊他们情绪有些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