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地情报工作也在不断加强。继派出张炎元赴京沪警备司令部任联络参谋后，戴笠又连续选调得力情报人员分赴各前线部队充当联络员，搜集战地情报，及时发送到唐纵的“随节处”，供蒋介石参考。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戴笠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往返闸北、罗店、浏河一带前线视察。有一天在返回拉菲德路别动队总指挥部途中，突然天降大雨。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的奔波劳累，淋过大雨之后，一向身体强壮的他当天夜里发起了高烧，以致昏迷不醒，嘴里胡话不断。

贾金南和警卫人员赶紧将他送进医院，没想到病情来势凶猛，三天三夜高烧未退。

就在住院后第二天，原任浙江警校书记长兼省会警察局总政治指导员汪祖华，奉调上海担任松江训练班副主任，抵沪后到医院请示工作，见戴笠躺在病**双目紧闭，满脸通红，呼吸急促，还在昏迷之中，感到十分意外。

当时陪伴在戴笠身边的是上海区督察陈质平，汪祖华问：

“戴先生一向身体很好，怎么突然病成这样？”

不等陈质平说话，病**的戴笠忽然睁开了眼睛，用飘忽迷离的目光看着西服革履的汪祖华，说：

“你这身衣服怎么上战场？赶紧去做套中山服。”

说着伸手从枕头下摸出60块钱，递给汪祖华。当时两块钱可以做一套中山服，汪祖华知道他发烧神志不清，只好礼貌地收下了钱。

戴笠又挣扎着从病**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写字台前，提起毛笔，写下“不怕死”三个字，作为训练要旨交给汪祖华，说：

“现在抗战，要同敌人拼命。我们训练干部的目的，就是训练他们不怕死，只有不怕死的精神，才能打倒敌人，获得胜利。”

汪祖华回到松江以后，将此“不怕死”三个字用镜框挂起来，作为班训。同时，这三个字也成了青浦训练班的“班训”和佘山教导团的“团训”。

戴笠赋予别动队的战斗原则，就是依据“不怕死”三个字制定的：

一、向最危险的方向行动。

二、国军前进时，别动队先行进入，以启胜利之机；国军撤退时，别动队负掩护破坏和潜伏搜集情报的任务，以减少撤退的困难与损害。

三、只讲战果，不顾牺牲。

由于别动队成立时间短，人员构成复杂，且大多队员非职业军人出身，又训练时间短，所使用的多为短枪、手榴弹、炸药等轻便武器，突然在战场上担负重任，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

戴笠高烧甫退，便急着出院返回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别动队总指挥部，指挥整个别动队行动。此时，除第五支队部署在南市一带执行维持治安、守护仓库、肃清敌谍任务，其他四个支队均部署在苏州河沿岸，配合正规部队抵御日军。为了鼓舞士气，戴笠亲临前线，躬亲督阵。

南京特务处的幕僚部属，知他积劳成疾，初愈后仍不得休息，函电交驰，请他离沪回京养病，暂请他人代为指挥别动队。徐亮则婉劝他应以自身所负重大责任为重，不必为此一隅之战斗，长此滞留前方，亲冒矢石。

他在给徐亮的回信中称：

“别动队多民间忠义之士，相从于危难之际，草创伊始，遽当大敌。彼辈既无薪俸之酬，亦无官职之荣，所凭以牺牲奋斗者，乃忠义之气使然。弟当以身率之，庶使聚心凝固，杀敌致果，岂可临危苟免，弃众而去？”

不仅如此，戴笠同时要求徐亮遄赴上海参加沪战。

戴笠的不怕死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别动队队员的斗志。他们与正规部队一起同日军血战，自动堵击阵地突破口的日军，尽管伤亡惨重，仍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文强曾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亲眼看到第一支队一名大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双手各持一柄德国造快慢机手枪，率领队员冲向敌阵，身负重伤后仍不下火线。

第三支队一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抵御日军，三昼夜不下火线，全队伤亡过半。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毛勋高喊：“为指导员报仇！”霎时一呼百应，全队同仇敌忾，杀声震天，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阵营猛冲过去，压倒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毛勋身负重伤后，与幸存的队员们隐蔽在一座便桥下，被日本军机发现，遭到猛烈轰炸与扫射，队员们死伤惨重，毛勋全身起火，头发胡须全部被烧光，衣服烧得支离破碎，幸亏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以遇救生还。但此时他已被重度烧伤，双耳震聋。

10月26日，随着日寇大量增兵上海，上海保卫战第二阶段结束，闸北正规部队向苏州河南岸撤退，别动队第四支队张业部奉命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占领战场要点，死守不退，掩护部队撤退。该队全体队员凭着“不怕死”的爱国精神，深入敌军腹地，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逐街逐房抵挡日寇。在大部队顺利撤退之后，由于孤立无援，无法撤退，2000余名青年队员全部壮烈殉国。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从后路包抄上海。

11月8日，国军决定弃守上海，以第五十五师的张旅固守南市，掩护主力部队向浙皖边境撤退，并令苏浙别动队配合张旅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

接到命令后，戴笠即令侦谍组长周伟龙赶赴第五支队陶一珊部和第三支队朱学范部，命两部及二支队部分队员共5000多人由陶一珊统一指挥，掩护国军撤退，勉力苦守，争取时间，使南市同胞的生命财产，尽可能多地向法租界转移。

是日，苏浙别动队即按部署为掩护撤退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