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午，戴笠先赶到拉菲德路筹备处，与杜月笙一起召集能赶到的委员开会，布置具体准备工作。会后，戴笠向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下令喻耀离、许建业等人，将政府存放在浦东仓库的武器、汽油等重要军用物资，抢运到沪西一带。

这一支抢运物资的队伍，由喻耀离手持戴笠的亲笔信，商请浦东炮兵团发炮掩护，同时派兵接应，发动码头工人帮助搬运，终于在炮火前沿将军用物资抢运到沪西，交与军事当局。

另一支抢运物资的队伍，就是王兆槐带领的、赴日本洋行仓库抢运军械的队伍。这支队伍由王兆槐的部属——40名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成，于当天夜幕降临后，驾驶三艘驳船，利用探照灯扫射的空当，悄然驶向日本的洋行仓库。

队伍出发后，戴笠就开始了坐立不安的等待。枫林桥寓所的地板上，一直响着他沉重的踱步声。偶尔有流弹声从空中划过，脚步声会戛然而止。

这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这批武器能否抢运到手，直接影响到苏浙别动队能否在短期内武装起来，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作用。一万多人的队伍，靠中央调拨武器装备根本没指望，洋行仓库这批武器正好解燃眉之急。可从日本鬼子嘴里掏东西，比在炮火中抢运政府的军用物资，难度要大得多。正因为如此，戴笠的心一直悬在半空中。

担心与焦虑让这个夜晚变得无限漫长，戴笠装在上衣口袋中的怀表不知被掏出看过了多少次，而时间，不过刚刚九点。

这个时候，余乐醒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告。他是奉戴笠之命，为别动队拟订了一份短期轮流培训计划。

关于成立短期训练班的事，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商量，所以白天戴笠特地指示他晚上过来。可当他将报告递过去后，戴笠顺手接过，仿佛完全没有反应，只顺口说了句：

“放下吧。”

“关于短训班的事……”

“哦。”

戴笠愣了一下，好像刚想起来，他约余乐醒晚上过来，就是因为王兆槐的队伍出发以后，在等候消息的空当，正好讨论这个事情。没想到现在完全没有心思，武器若不能抢运过来，还谈什么短训班。

这个时候，王兆槐的队伍已经抵达目的地。虽说一路上为躲避探照灯走走停停，却也没遇到什么阻力。

日本三菱洋行和三井洋行仓库靠近黄浦江岸，位于一个小码头附近。三艘驳船在码头靠岸后，一行人上了岸，先摸掉看守仓库的日军哨兵，绕到仓库前门。没想到仓库的门锁大得出奇，竟然比饭碗还要大，锁环比大拇指还要粗。

为了不惊动周围日军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轮流用钢锯锯锁环，其他人均躲在仓库四周隐蔽处，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大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四面受敌，插翅难飞。

半个多小时后，仓库门锁终于被锯断。打开仓库大门，王兆槐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戴笠说得一点没错，仓库里装满了崭新的马牌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子弹和航空器材。

40个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往外搬运，先搬手枪，再搬轻机枪，最后搬步枪、器材。大家踮起脚尖，一路小跑，将武器搬出仓库，搬到码头，装上驳船。

当探照灯扫过来时，所有人都就地卧倒，一动不动。

戴笠并不知道这个过程会多长，在余乐醒离开之后，他又数次拿出怀表看时间，可办公桌上的电话一直没响。他终于忍不住拿起了话筒，将电话打进了位于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得到的答复是尚未归来。

这时已经是深夜一点，等到两点、三点，仍然没有消息。好在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不算顺利，也并没有出意外。因为一旦出事，必定枪炮声大作，那时候就不需要电话通知了。

凌晨四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小憩，刚刚进入蒙蒙眬眬的状态，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戴笠一激灵跳起来，一把抓过话筒，王兆槐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

“戴先生，枪弹运回来了，光枪就有六七千支！”

“太好了，这下解决大问题了！没遇到什么麻烦？”

“麻烦倒没有，就是躲避小鬼子的探照灯耽误不少时间。”王兆槐说，“从晚上九点多就锯断了仓库门锁，到装满三艘驳船，将武器安全运回南市，花了整整七个多钟头。好在天还没亮。”

“好，安全运回来就好！你们抓紧休息吧。”

放下电话，戴笠睡意全无，赶紧拿起余乐醒拟订的短训班培训计划，仔细研究起来。

有了这批武器，戴笠加快组建苏浙别动队步伐，从南京等上海临近地区调集的骨干力量相继抵达上海，在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的文强、已调任特务处本部任机要秘书的毛人凤，以及特务处主管财务的张冠夫等人也由南京来到上海。

8月20日夜间，戴笠在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二楼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组成以余乐醒为组长、文强为副组长的六人小组——参谋本部战地调查勘测组，连夜做好出发准备，翌日晨七时赶到上海劳动协会，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介绍的向导，如传递“接力棒”一般，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将他们送到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的不同地点，调查勘测，绘制图纸，以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

9月4日，戴笠奉蒋介石之命，正式起草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名单、苏浙别动队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

9月5日晚，在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戴笠与杜月笙等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及特务处干部余乐醒、周伟龙、王兆槐、毛人凤、赵理君、文强等人，与杜门弟子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人，讨论向蒋介石呈复的行动大纲编制预算书及别动队干部人选。

不到一月，一万多人的游击部队正式成军，不仅缺少的部分武器由中央补齐，蒋介石还亲自为这支队伍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番号。

别动队下辖五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每支队编制相当于一个步兵团。

第一支队由杜月笙的门生 弟子组成，队长何行健（即何天风），毕业于黄埔二期；

第二、三支队主要由上海工人组成，队长分别是杜月笙的学生、邮电工会负责人陆京士和朱学范；

第四支队由京沪一带的情报人员组成，队长张业，毕业于黄埔三期；

第五支队由特训班青年学生和高中学生军训队组成，队长陶一珊，毕业于黄埔六期；

特务大队由京沪一带戴笠的部属、主要是行动人员组成，队长王兆槐，毕业于黄埔四期。

整个别动队共有官兵10800余人，由曾在粤军担任过师长的刘志陆任总指挥。

队伍是拉起来了，可这支万人队伍中，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甚至很多人没有舞枪弄棒的经历，如此仓促成军，又急于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极有可能成为闯入虎阵之羊群，白白送死。

古人说“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即指事在人为。戴笠交代文强，一周内落实以下几件事：

首先，与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联系，挑选尉、校级军校毕业生600名驰赴上海报到，按资历分批分配到别动队任职；再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联系，选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名，速来上海报到，分批分配到各中队（五个支队中，均各辖大队、中队、区队若干）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令特务处本部现任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援沪，以弥补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之不足。

除此之外，班长一级军事人才凸显不足，培训显然来不及，而且非有实战经验者而不能胜任。为此，文强特地赶到浦东南桥第八集团军总部，向总司令张发奎求助，商调该军团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600名，到别动队充任班长一职。

与此同时，青浦、松江两地技术干部训练班与佘山教导团迅速成立，对官兵进行轮流调训，主要训练侦察、行动、爆破技术。

为加强参谋作业，统一指挥别动队行动及训练班人员培训，苏浙行动委员会下设机要组、总务组、侦谍组、军事组、技术组、调査组、交通组、宣传组，选调潘其武、王兆槐、周伟龙、俞作柏、余乐醒、文强、张冠夫、陈旭东担任各组组长，王蒲臣任别动队总指挥部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