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虽未受责罚，却也不能不反躬自省。一回到南京，他立刻清点事变中无作为的西北区相关负责人。

特务处在西北区职务最高的，自然是西北区区长。但西北区成立仅一年余，区长换了三任。

第一任区长张毅夫，1935年10月上任，1936年1月离职另有任用；

第二任区长江雄风，被胡宗南看上要走；

派谁接任呢？戴笠环顾左右，蓦地想到了王天木。当时对日形势日趋紧张，特务处人手不够，正是释放王天木的好机会。一纸报告打上去，果然被蒋介石批准。被判无期徒刑的王天木，在丙地被关押两年后得以释放，即刻领命走马上任，出任西北区第三任区长。

时近年末，华北局势吃紧，正需要王天木这种有留日背景的“日本通”。戴笠一个指令，又将王天木调到北平，出任北平区区长去了。

接替王天木的是上海区区长王新衡。王新衡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戴笠对他寄予厚望。但王天木走后王新衡却因故耽搁，暂由江雄风代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安事变发生了，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区长，情况都没怎么熟悉何谈作为？要怪也只能怪戴笠换将太勤，向几任区长问责显然不妥。

实际上，最应该处罚的是陕西站站长马志超。

马志超是最早到西北的特务机构负责人，且一直在站长的位子没挪窝。

马志超生于1903年，甘肃平凉人，在陕西华阴长大，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是同一个大队的同窗。第一师开赴西北的时候，胡宗南送给戴笠两个人，一个是特务处急需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另一个就是马志超。戴笠将他安排到浙江警校做了教育副官。

区区教育副官，似乎难让马志超一展平生抱负，正在无聊地念叨着“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时候，“冯唐”真的就来了——

1934年特务处成立陕西省站，马志超的西北出身，使他成为戴笠眼中陕西站站长的不二人选。

戴笠用人，一向自诩善于量才器使，但这次，西安事变结束之后，他不得不承认选错了人。

为了便于工作，戴笠在任命马志超为陕西站站长的同时，又给他一个公开身份——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为的是让他以警察局长的公开身份掩护省站的秘密工作，同时也可利用警察局资源为特务工作提供便利。

临行前，戴笠一再告诫马志超：“公开掩护秘密”的前提，就是公开机关必须与秘密机构分开，电台更要单独设置一处，与省站本部分离，以避免出事后被一网打尽，这是特务处的厉禁，切记！

然而马志超成了特务处省级站大员，又有一个警察局局长的官职，一时间“衣锦还乡”的美梦做得有滋有味，根本没把戴笠的话当回事，到西安走马上任后，立刻将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一起搬进了警察局，将公开单位与秘密单位设在一起，联合办公。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提醒马志超，必须将陕西站本部转入地下，否则会出大事，也被马志超当成了耳旁风。

在秘密机构公开的情况下，张、杨等事变发动者躲避特务耳目的工作便简单了许多，抓捕陕西站特务也变得简单而省事。事变当天上午，陕西站本部被连窝端掉，马志超本人却侥幸逃脱了。

马志超的逃跑也是事出凑巧。那天是检阅西安警察和“义勇军”的日子，马志超特地起了个大早赶去警察局，走到半路忽然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在这件事上马志超所表现出的机敏，可以说作为一个特工还算称职的，只不过他想到的是个人安危，忘记了肩负的责任。

他发现情况异常后，当即拦了一辆黄包车，高价买下黄包车和车夫的衣服，化装成车夫，拉起车子，一口气跑到一个熟人家里，在熟人家里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化装成农民逃到潼关，投奔到他的同乡、第一期同窗某部副师长处。副师长毫不犹豫地将他藏起来，直到事变结束。

马志超违反特务工作保密原则，导致站本部遭受覆灭性打击已罪不可恕，发觉事变后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个人逃之夭夭。追究责任，马志超首当其冲！

然而，马志超却处罚不得。

马志超是胡宗南送给戴笠的人，与胡宗南是同窗兼好友，处分马志超，胡宗南面子上不好看，不处分似乎又太无章法。看在胡宗南的面子上，戴笠决定对马志超“冷处理”，将他挂了起来，一挂就挂到了抗战爆发，戴笠这才重新起用马志超，任命他为甘肃站站长。

马志超不能处分，戴笠的目光又转回到西北区，毕竟西北区对陕西站的工作有失查之过，应负领导责任。但江雄风早已调离，如今只是临时代理，属于帮忙性质，处理他未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事变发生后，同样是逃跑，江雄风总算还有起码的责任感——冒着生命危险给特务处发了一封电报，报告西安出事的消息，也算将功补过了。戴笠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赶回南京，正是得益于这封电报。

江雄风也不能抓，戴笠的目光落在了尚在上海的王新衡身上。若不是王新衡推说有事，怎会有江雄风的临时代理！

戴笠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总要有人出来担责，不处罚一个人是没法交代的，毕竟对于张、杨发动事变，这层层特务机构竟无一人发觉。即使王新衡是冤枉的，也只好拿来当替罪羊了。

戴笠立即下令，将王新衡从上海拘来。不过戴笠对王新衡还算客气，将他送进了管制略宽松一些的“乙地”羊皮巷，也就是当初拘押陈恭澍的地方。直到抗战爆发后，王新衡才被释放，同时被任命为香港特区少将区长，旋即走马上任。

回到南京后，戴笠与张学良的关系也调了个，“保护”张学良的任务非特务处莫属，戴笠从此成为张学良的“保护”人。还是在飞机抵达洛阳的时候，戴笠就通知梁干乔和刘乙光，做好接机准备，安排好张学良的警卫工作。

从洛阳返京时，蒋介石为错开抵京时间，特地让戴笠与宋子文陪同张学良乘坐第二架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后，张学良与宋子文一起乘车开往北极阁宋公馆，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刘乙光，立即率便衣特务队跟随保护。

在宋公馆居住的数天里，张学良的警卫工作内由随侍的警卫人员负责，外由刘乙光的特务队负责。

这是张学良赴京后唯一几天相对自由的日子。到12月31日，张学良开始失去自由。

这天，南京政府军委会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军法会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五年。宣判结束后，由戴笠亲自安排，将张学良“护送”到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与张学良一样，戴笠也是投桃报李之人。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相比对蒋介石的忠诚，戴笠与张学良的友谊显然要苍白许多。戴笠所能做到的，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关照张学良的生活。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被特赦的张学良并未恢复自由，而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开始了幽居生涯。

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腰部受伤，其兄蒋介卿在闻知蒋介石被扣押后不堪打击，中风跌倒，不治身亡，为筹办兄长后事和休养身体，蒋介石于1月2日偕宋美龄返回奉化，临行前指示戴笠，将张学良护送到奉化幽禁。

1月13日，戴笠亲自护送张学良飞赴奉化，先将张安顿在武岭学校，他本人前往雪窦山，将建在雪窦寺一侧的中国旅行社十几间房屋包租下来，改为“张学良招待所”，对内则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然后将张学良移居此处，由刘乙光、许建业分别任特务队正副队长，率特工人员30名负责内部看守，另有一个连武装宪兵负责外围警戒。

此后张学良先后转移到江西南昌、湖南益阳桃花坪、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桐梓等处，均由戴笠派人负责看守和照顾生活。时年34岁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从此与张学良结下不解之缘，大半辈子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看到台湾，从看守和被看守的对立关系，看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刘乙光在这个位置上也一步步晋升为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