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孙子的用兵之法用到戴笠身上，却也是十分恰当。抱着必死决心而去，结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仅将功补过，而且在蒋介石心目中地位陡增。

使戴笠水涨船高的，还有几位复兴社头子的“铺垫”。这几位资历远在戴笠之上的黄埔老大哥，一直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视为心腹股肱和左膀右臂，几天前还将戴笠当成过街老鼠，如今却一个个成了泥菩萨过海。

常言说“落难见真情”，蒋介石被扣西安近半月，南京衮衮诸公的各色表演，让他看清了每个人的真实面目。“算账”是必然的，只是对有些人的账不能算，或者说要“秋后”算，不能操之过急，比如何应钦，明知他是项庄舞剑，醉翁之意不在酒，考虑到他的身份和影响，眼下只能装聋作哑。其他主战派，个个都有四通八达的政治网络，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其能量不可小觑，也只能暂且不予计较。

但复兴社那几人的账必须算！那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入室弟子”，关键时刻忘恩负义、落井下石，此仇岂有不报之理！

头一个是曾扩情，复兴社监察干事，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到西北“剿总”，肩负的使命自然非同一般。早前曾扩情也曾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异动”的情报 上报蒋介石，但这次，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大哥显然“失职”了。作为专门从事“政治工作”的复兴社高级干部，一直待在代总司令张学良身边，对这样一场大的事变，竟没有发觉任何蛛丝马迹，显然情理上说不通！

但蒋介石与他算的并非“失职”账，而是“不知廉耻”账。

这笔账是和另一位中央大员一起被清算的，说起来那位也算是曾扩情的“难兄难弟”——同被派往西北任职的晏道刚。作为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与张学良的接触比之曾扩情更为密切，但同样在事变发生前毫无察觉。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立即发出手令，大意为：“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不知廉耻”，虽然措辞够重，却仍不足以平蒋介石心头之恨。这不能不怪曾扩情本人，“失职”也就罢了，偏偏在事变发生之后，做了一连串“胳膊肘向外扭”的事，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

看了这封信，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在他被扣押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精心培养寄予厚望的学生，竟然为拘押自己的人说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那岂不是说蒋介石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吗？

当曾扩情从西安返回南京时，前往机场“迎接”他的正是戴笠。

对这位复兴社首脑人物，戴笠不敢怠慢，更不敢假他人之手接送。他毕恭毕敬地转达了校长的意思，亲自将这位第一期的老大哥送进了“乙地”羊皮巷。到两年后胡宗南将这位同窗保释出来的时候，复兴社早已撤销，这位老兄也已然是雄风难振了。

另两位受到责罚的复兴社高干，就是急于改换门庭的贺衷寒与邓文仪。

这两位纯粹是不甘寂寞，没事找事。作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与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本来都是从事政治工作，纵然西安的天塌下来，也砸不着远在南京的这两个人。他们只需静观其变，即可保全自身。即使在战与和方面表态，也大可不必过于激烈。

偏偏两人错估了形势，为抢占“拥立”头功大出风头，不仅口头声援，而且下令复兴社军职成员出战，本人更是跃跃欲试，组织队伍准备亲自带兵参战。任凭宋美龄如何劝解，两人均不予理睬。

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便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对邓文仪也是一顿痛责。两人虽没有被关押，却也是从此风光不再。

几个月后，蒋介石下令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三青团成立，复兴社就此寿终正寝。

复兴社成立六年，最终成就的只有后来居上的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