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悍然发动了对上海的军事侵略。当日上午九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向江湾、闸北地区进犯。在上海市委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淞沪守军于当天下午发起猛烈反攻，“八一三”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翌日，日军海陆空全体出动，战况空前激烈。国军同仇敌忾，奋力反击，在江湾路、北四川路一带均取得胜利；虹口方向，亦曾进入公共租界，挺进至汇山码头，几乎使敌军无从退避；参战空军在浏河炸沉敌舰一艘，炸伤四艘，包括敌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就在这天下午，戴笠风尘仆仆来到炮火轰鸣、硝烟弥漫的上海。与他同乘一辆轿车抵达的，有特务处机要秘书王蒲臣、副官贾金南、警卫人员王鲁翘等。

车到法租界枫林桥寓所，戴笠迅疾投入工作，一面了解上海战况，一面与有关单位及部门取得联系，以便调集力量遄赴上海全面开展对日谍报、肃清汉奸、协助国军作战等工作；同时在法租界拉菲德路三极无线电传习所设立秘密联络中心，由王蒲臣常住联络中心负责组织联络。

傍晚时分，“八一四”空战大捷的喜讯传进了联络中心。放下电话，戴笠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对王蒲臣说：

“温州台立了大功！”

原来，下午五时，日军派出空军精锐“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机场起飞，经闽浙沿海北飞，企图袭击我杭州笕桥空军基地。

18架轰炸机在没有驱逐机和歼击机掩护的情况下，旁若无人地沿海飞来。显然，日军对中国空军的实力根本不屑一顾。当时日本有飞机1500架，中国仅有战斗机和轰炸机300架，敌人占了绝对优势。

而日军压根儿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防空情报网。为拱卫首都与杭州空军基地，1935年11月，戴笠组织人力物力，在杭州建立了中央航校防空总台。后经扩大业务范围，在南京小营建立了航空委员会情报总台，设在杭州的总台改为支台，另在东南沿海增设了黄星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温州等多处航空侦察分台。

尽管中国空军实力远不能与日本空军相匹敌，然岳飞破“拐子马”以步制骑，中国空军加防空情报，何不能先发制人，以弱制强？

防空情报，为中国空军提供了先机。

不待敌机进入浙江空域，温州分台便已发现其踪迹，立即急电杭州支台，通知紧急戒备。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立即率领飞机27架，从洛阳起飞，直抵杭州。

当敌机飞临笕桥上空的时候，我空军出其不意，迎头痛击，当场击落敌机6架，重伤7架，我空军毫发无损。后据敌台广播，18架飞机有13架失去联络，也就是说，受伤的7架飞机很可能已坠入大海。

“八一四”空战的胜利，是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捷，对当时屈抑已久的民心士气，给予莫大的振奋与鼓舞，奠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为纪念这次胜利，后来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尽管人们极少将此次空战胜利与特务处相联系，甚至在国民党内部，很多人对特务工作不理解，对特务处颇多微词，但戴笠和他的部属们却不以为然。早在1932年特务处“四一”成立大会上，蒋介石就强调特工人员要甘做“无名英雄”；在每一位新进人员的宣誓典礼上，戴笠都要将丑话说在前头：“同志进来不容易，出去除非抬棺材，须终生做无名英雄。”

其实，是不是“英雄”另当别论，“无名”却是事实。本来就是隐姓埋名，又何必在意“功劳”被埋没、被抹杀。

由于上海五方杂处，社会复杂，极易陷入秩序混乱之中。特别是谍奸猖獗，对国军作战极为不利。8月15日，戴笠即派出上海招商局沪杭总队长喻耀离，带所部400人，组成巡查大队，分为100个小组，分赴淞沪各战场及大街小巷。巡查大队归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负责侦捕汉奸敌谍，保护电话线、桥梁、渡船安全，以便于国军作战；并为新来部队做向导，使之顺利进入阵地；同时协助救护伤患、疏散民众等工作。

同日电召已调任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的张炎元，由南京火速到沪，以京沪警备司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负责搜集战地情报。当时京沪警备总部设在南翔，铁路、公路已经中断，只能以脚踏车代为交通工具。在联络中心向张炎元交代任务时，戴笠有些担心地问：

“脚踏车你能骑好吗？要知道在炮火中，技术不过硬可不行。”

“放心吧，在洪公祠的时候我就学好了。”

果然，张炎元每天骑着脚踏车出入前线，往返总部，巧妙地躲过了一次次敌机的轰炸。

为了保证情报的迅捷、保密，戴笠指派王鲁翘与上海区行动人员刘戈青，以摩托车代步，轮流前往京沪警备总部与张炎元接头、收取情报。

8月15日晚上，随着浓重的夜幕降临，被炮火洗礼了一天的上海滩渐渐趋于平静，只剩下黄浦江中日军舰发出的零散炮声。夜幕中，一辆小轿车从拉菲德路联络中心驶出，车上坐着戴笠与副官贾金南，司机是已升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王兆槐。

王兆槐被临时召来，并不知去执行什么任务。

“戴先生，我们去哪儿？”

“华格臬路杜公馆。”

“杜公馆？”

王兆槐显然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的上海滩，戴笠的工作千头万绪，为何要在这个时候去拜访杜月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