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学良实施“兵谏”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不可掌控，更有来自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压力。

兵谏当天，张学良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请派人前来共商大计。”

然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却令张学良大失所望。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把张、杨的义举说成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还专门向孔祥熙表示，苏联政府与事变无关。

苏联的公开反对，直接影响国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压向张学良，连抗日激进派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也纷纷予以谴责。

事变后的局势，并没有出现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各反蒋实力派的一呼百应，即使曾与他商量联共抗日并一起劝蒋停止内战的阎锡山，也直言“小六子太蛮干了”。南京方面的强硬态度，何应钦的紧锣密鼓磨刀霍霍，一触即发之实力悬殊胜负分明的内战，令孤立无援的张学良焦虑、绝望、茫然无措，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双眼布满了血丝。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学良压根儿就无杀戴笠之想。

如果说出于政治的原因他可以不在意与蒋介石的兄弟情义，那么对戴笠则完全无此必要。无论如何他与戴笠不会成为政治对手，且两人私交甚笃，尤其眼下放蒋已成趋势，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于公于私他都必须保戴笠安然无恙。他将戴笠关进地下室，正是为了将他秘密保护起来，以免其下属及杨虎城的人蓄意“擦枪走火”。

明白了张学良的一番苦心，戴笠对这位结拜兄弟既深怀感激，又对他的“蛮干”深感遗憾。他心里明白，张学良联共并非蒋介石想的那么简单——受人引诱；发动“兵谏”亦非他本人说得那么轻松，只是为了“教训一下这个老头子”。

但无论如何，张学良都未免过于率性，过于情绪化，缺少对整个局势的全面考量，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蛮干”。但事已至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委员长回京，而且越快越好。

当戴笠说出自己的看法后，张学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何尝不想尽快送走蒋介石，可开弓没有回头箭，当初那么多人参加了扣押蒋介石、抓捕中央大员的行动，如今放蒋，岂能他一人说了算！但是形势紧迫，戴笠强调说：

“南京主战派巴不得把事情闹大，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延迟一天，危险系数会成倍增长！”

张学良之所以急得焦头烂额，就是因为对这个结果十分清楚，而又难以达到立即放蒋之目的。戴笠却理所当然地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释放蒋介石，只有张学良能做到。他提醒张学良，万一爆发内战，日本人乘虚进攻，后果就不可收拾了。

这何尝不是张学良所担心的。放弃东北、热河撤兵都已让他背负虎父犬子的骂名，若再因此爆发内战让日本人渔翁得利，他岂不成为千古罪人！

虽说他曾有过更坏的打算，但他并不相信真会落到实施的那一步，何况形势的变化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他也终究是性情中人，在宋美龄介入此事后，他面对蒋、宋几度落泪。

离开前，张学良终于说了一句让戴笠感到莫大宽慰的话：

“放心吧，我会尽快送委员长回京，只是你老兄还要在这里委屈几天。”

委屈几天又何妨？戴笠担心的是瞬息万变的局势，只要不离开西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故。退一步讲，即使蒋介石顺利返京，戴笠也未必能顺利离开西安城，那份东北将士的上书报告便足以说明问题，何况还有杨虎城的属下官兵。若不是张学良特意保护，恐怕他早已身首异处。事实上，从戴笠不见踪影之后，无论东北军相关将士还是杨虎城及其部属，都对此耿耿于怀。宋子文在24日的日记中对此事有所记载：

“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离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可见张学良对戴笠的秘密隐藏，连宋子文都蒙在鼓中。直到最后的交涉中，杨虎城仍在问宋子文，“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甘的行动”，并说复兴社在陕甘已引发许多摩擦。杨虎城所指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处，因为复兴社在西北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只有特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