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说起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口气不无戏谑与轻松，就是“教训一下这个老头子（蒋介石）”，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教训”潜伏着大规模战争的危机。

尤其，事变后的形势，并不在张学良的掌控之中。

12日凌晨，张学良密令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率部并联络中央军校四分校教导大队中的东北籍军士，夺取军事重镇洛阳，封锁机场。

以洛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谁控制了洛阳和洛阳机场，谁就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却不料，黄永安反而向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

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在接到杨虎城的密电后，本应率部从驻地大荔倍道兼进，渡过渭河占领潼关，却向中央军洛阳前线指挥樊崧甫告密，使中央军抢先占领陇海线战略要地潼关及华阴，陕西大门豁然洞开。

正因为如此，中央军才得以由潼关迅速推进，直逼西安。加上位于甘肃等地的胡宗南、汤恩伯等各部中央军可随时从背后发起进攻，张、杨发动事变之初，便已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当时情况相当复杂，南京方面，何应钦居心叵测，企图利用军事讨伐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而失去自由的蒋介石为雪其辱，亦寄希望于中央军实施武力讨伐。

与端纳同去西安的力行社总干事、蒋介石的特勤总管黄仁霖，他受宋美龄和孔祥熙指派，此行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亲眼看到健康在世的蒋介石，然后遄返南京报告。他不肩负任何政治使命，因此张学良同意他与蒋介石见面，并警告他不要说话；他自己也明白，此行就是用眼睛完成任务，而不是用嘴巴。

张学良亦告诫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莫谈公事，但蒋介石仍秘密修书一封，并特地连念三遍之后才交给黄仁霖。黄仁霖深领其意，知道蒋介石暗示他记下信的内容，在信被扣留后仍能将其“口谕”带出。

信的内容是：命令中央军出兵西安，倘若“叛军”三日内不将他送回南京，即使踏过他的尸体前进，也在所不惜。

这正是张学良所担心的，试想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岂不正中下怀？何应钦将有恃无恐地大规模轰炸西安。但黄仁霖是奉宋美龄、孔祥熙之命而来，报告对象定然不会是何应钦。孔、宋力主和平解决事变，为保蒋介石性命，绝不会让这样一份“口谕”传到何应钦那里。

当然，黄仁霖虽没有违禁用“嘴巴”，却在用“眼睛”的同时错用了“耳朵”。既然知晓了“口谕”内容，他便再无完成任务的机会。为以防万一，张学良将黄仁霖就地扣押，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才将其释放。

幸好端纳不负重托，将宋美龄的亲笔信交到了蒋介石手中。宋美龄在信中称，“南京戏中有戏”，蒋介石终于同意下达停战手令。他在给何应钦的亲笔手令中称：

“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

这是12月17日，停战手令当即由蒋鼎文送出，18日抵达南京送到何应钦手中，轰炸暂时停止下来。那么星期六之后会怎样？倘若蒋介石不能顺利归来，何应钦会不会再次下令轰炸西安？

以戴笠的判断，结果不言而喻。

因此，从宋子文离开南京那一刻起，戴笠便翘首以待。21日下午五时，宋子文返回南京。戴笠闻讯后，迫不及待地赶往北极阁一号宋公馆，打探消息。

戴笠与宋子文的交往，要从抓捕宋子文的司机说起。在1931年7月上海北站发生的枪击案中，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遇刺身亡，宋子文侥幸逃生，他的司机也在同一天失踪了。此案在1932年王亚樵刺杀李顿未遂案中已告破，宋子文的司机却一直下落不明。宋子文怀疑这个司机是内鬼，否则在注意保密的情况下，外人不会掌握他的行踪。

1935年年初沈醉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任行动组长，在追查一桩银行抢劫案时，偶然发现其中一名案犯很像宋子文的司机（宋曾将其照片交到侦缉大队）。经上报戴笠批准，沈醉与行动组其他成员跟踪追击，在苏北农村将其抓捕归案，了却了宋子文一桩心事。

从此宋子文与戴笠有了某种默契，走动也多了起来，尤其后来在抗战中，两人更是互相支持，相互配合。

眼下，戴笠来到宋公馆，宋子文既无意外亦无见外，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你来得正好，正要找你呢。”

宋子文的话让戴笠为之一振，但宋子文并没说找他何事，而是示意他坐下，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