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割据的特点，是发生西安事变的国内政治基础。

民国建立以来，自袁世凯以下，北洋大小军阀，无不假“共和”之名，倚仗手中军事实力，独霸一方。至蒋介石“统一中国”，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统一之后的现状，一方面是蒋介石千方百计削弱与吞并各地方实力派；一方面是各地方实力派千方百计予以抵制，甚至“合纵连横”，以致混战此起彼伏，直到以中央军获胜的中原大战结束，其结果也只是武力压服，而非真正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方实力派纷纷换上“抗日”的招牌，假“抗日”之名，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软肋，以保存实力，割据一方，甚至寻机扩大。背靠苏联并获得大量军援的“新疆王”盛世才如此，发动福州事变的李济深如此，发动“两广事变”的陈济棠、李宗仁亦不例外，那么张学良呢？

回溯张学良“易帜”后的历史，“九一八”事变之时下令东北军放弃抵抗，热河抗战中全线退却，宁背负“逃跑将军”之骂名，也不愿在前线为南京政府当炮灰，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保存实力。

然而，正因为丢了东北，张学良受到所有东北军人乃至东北民众的唾骂，若不能打回东北一雪前耻，他不仅愧对20多万东北军人，更无颜面对家乡父老。只有抗日才能返回家乡，只有抗日才能对得起为他抛头颅洒热血的东北军人，和无以数计流亡关内的家乡父老。随着时间的推延，他报仇雪耻的决心愈发强烈。

他原本寄希望于蒋介石发动全面抗战，可蒋介石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要抗日必先“剿共”，东北军被拉上了“剿共”战场。

陕北劳山一战，东北军的一一〇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战死沙场；

富县榆林桥一役，东北军一〇七师之六一九团外带六二一团一个营被全歼，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生俘；

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一〇九师一个整师外带一〇六师一个团全军覆没，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自杀身亡。

在为损兵折将痛心疾首之时，张学良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开始怀疑蒋介石借刀杀人，他已不相信南京国民政府有抗战决心。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一改过去那种视一切国民党上层势力为仇雠的做法，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张学良不仅看到了红军的战斗力，更看到了共产党抗日的决心。由于身边一直不乏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张学良开始倾向中共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原中共特科成员刘鼎成为他的助手后，他对中共更加向往。

正是在中共中央抗日的统一战线感召下，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结成“铁三角”。

不料，在张学良与中共谋求打通苏联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蒋介石也在寻求与苏联结盟的机会，并秘密与中共谈判，寄希望于政治解决中共然后联俄抗日。

令张学良出乎意料而又不能接受的是，蒋介石一边与中共谈判，一边加紧“剿共”，使与中共暗中联合又处于“剿共”第一线的张学良进退两难。

而蒋介石坐镇西安调兵遣将、强势“剿共”的架势，让原本处于进退维谷之中的张学良更加雪上加霜。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他既不能服从又不能反对，消极怠工或者与红军联手再无可能。然而，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一旦被撤出陕甘地区，不仅意味着张、杨与红军结成的“铁三角”被彻底拆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更有被蒋介石肢解吞并的可能。

张学良所能做的，只有劝蒋停止“剿共”，联共抗日。适得其反的结果，将张学良“逼上梁山”。

早在蒋介石10月下旬赴西安之时，杨虎城就曾给张学良献计：“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当时，张学良“闻之愕然，沉默不语”，他显然从未有过效法曹孟德的想法，也自知无曹孟德的雄才大略，他当即表示：“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如今时过境迁，张学良有了破釜沉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