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邓文仪都是复兴社要员，他们对戴笠的不满甚至说憎恨由来已久。

当年复兴社发起成立之时，除了戴笠，其他人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军校一二期老大哥，连三四期的都寥寥无几。戴笠这个第六期的晚辈能加入复兴社，完全得益于胡宗南的提携，大家不愿拂胡宗南的面子罢了，根本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而蒋介石偏偏选中戴笠出任特务处处长，令这些黄埔学长极为不满。而戴笠一上任便背靠复兴社“闹独立”，令贺衷寒忍无可忍，愤然提出改组特务处。

但戴笠的“闹独立”也是事出有因。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钦定了特务处本部单独的办公地点，表面上从属于复兴社，实际上不仅办公地点不在一起，具体工作也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作为保密工作，戴笠总不能将蒋介石的密令或上交蒋介石的情报，再向复兴社干事处汇报一遍。

在这种情况下，“改组”自然无法进行，贺衷寒更是落个烧鸡大窝脖。结果，复兴社成立四年多，反倒是戴笠深受其惠，干得风生水起，这让复兴社干事会的“高级干部”们情何以堪？

邓文仪对戴笠的嫉恨更为直接，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庞大特工队伍——南昌行营调查科及其各地派出机构和外勤人员，被戴笠不费吹灰之力全部接收，他怎咽得下这口窝囊气？

如今蒋介石被扣押，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终于有了出一口恶气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蒋介石已凶多吉少，戴笠的处境则成为“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无论蒋介石结果如何，杀戴笠以谢蒋，都是名正言顺的。

只是戴笠不明白，复兴社成立之时，论起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根本无法与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相提并论。说起承蒙知遇之恩，贺、邓这些黄埔老大哥远在他之上。他们才是蒋介石倚为干城的心腹干将，他们可以对戴雨农有意见，甚至杀戴谢蒋，怎能置蒋介石生死于不顾？尽管他们把“武力救蒋”说得冠冕堂皇，可哪个不知“覆巢之下无完卵”？

会议最终通过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和声援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

为博取何应钦的信任，贺衷寒还将力行社成员名册交给何应钦，任由何指挥调遣。且犹嫌不够，又向何应钦提出组建一支武装队伍，随即与邓文仪一道，在几天之内便搜罗了数百名军校毕业生，组成“讨逆赴难团”，准备亲自带兵开赴潼关，参加到进攻西安的战斗行列中。

对于复兴社的军职人员，贺、邓早已下达了参战命令，桂永清即率领全副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迅速启程，定于16日或17日抵达华县前线。康泽也派出别动总队的两个大队，充当围攻西安的急先锋。

拥有重兵的胡宗南自然不会被遗忘，不仅接到何应钦的作战部署，更接到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等人攻打西安的指令。

但是，胡宗南与戴笠密电往来不断，对南京主战派的“心怀叵测”早已了如指掌。他口头上答应着，实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随时准备实施真正营救蒋介石的行动。

此间，宋美龄先后约见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劝说他们放弃以大军围攻西安的主张，并在约见康泽时表示，处理事变“应以委员长的安全第一”为前提。然而事到如今，这些蒋介石的心腹弟子都在争抢对何应钦的“拥立”之功，哪里还会想着已沦为“阶下囚”的昔日校长？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也是在这一天，王蒲臣他们已经潼关潜入西安并发回情报：中央军由潼关向西安迅速推进，大批飞机开始轮番轰炸潼关至西安线上的渭南县。

渭南与西安相毗连，校长就在西安城里，原本生死未卜，此时实施轰炸，明摆着子弹不长眼，蒋介石性命难保。正当戴笠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之时，19日上午，宋子文的电话打到了特务处。

拿起话筒，电话那头传来宋子文清晰的声音：

“把郭增恺借我几天。”

“郭增恺？”

戴笠愣了一下，豁然明白过来。郭增恺是杨虎城的部下——西北绥靖公署参议，因《活路》（宣传联共抗日并谴责蒋介石的小册子）事件被戴笠的属下特工秘密逮捕，押解南京，关在特务处的监狱里。宋子文“借”郭增恺，毫无疑问是为了做杨虎城的工作，打开与张、杨和谈的大门。

戴笠猜得不错，宋子文已冲破重重阻力，准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斡旋。

这个消息，令戴笠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关系，并不在戴笠与张学良之下。当年张学良染上阿芙蓉癖，就是在宋子文的帮助、照顾和监督下成功戒毒的。由宋子文前往西安斡旋，无疑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好兆头。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前往南京老虎桥监狱（特务处“丙地”），亲自将郭增恺送到机场。

下午两点三十分，宋子文与郭增恺等人乘坐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20日上午抵达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