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好潜入西安的特工人员，戴笠立刻外出打探消息，这才知道南京政府早已乱成一锅粥。由于官方通讯被切断，南京方面完全得不到准确消息，一些私人通道传递着各种猜疑和揣测，甚至有人在风传，说蒋介石已在枪战中丧生。

当天上午，军政部长何应钦即得到密报，称驻西安周边的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叛变，清晨西安临潼间有密集枪声，委座原下榻临潼，今下落不明。何应钦当即密电告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

这天是星期六，孔宋家族主要成员均在上海。孔祥熙在上海家中接到何应钦密电的时候，张学良致孔祥熙的密电也已发到南京。孔祥熙在电话中被告知电文内容，大体为张、杨发动了“兵谏”，蒋介石被扣押。孔祥熙当即密电张学良，请其“委婉相商”，“保护介公绝无危险”，随后与夫人宋霭龄赶到宋美龄在上海的寓所。

宋美龄正在家中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这个消息对她无疑是一个沉痛打击。但宋美龄无愧于女中豪杰，她异常冷静，当即通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与他们一起连夜登上北去的列车，于次日清晨七时赶到南京。

宋美龄第一时间想到端纳，这是因为端纳不仅是蒋介石的顾问、她和蒋介石的私人朋友，他也曾是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顾问，与张氏父子相交甚深，张学良把他当伯叔、老师一样尊敬，由他去西安居间调停，是再好不过的人选。

这时的南京方面，已于事发当晚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与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一是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但是否立即对张、杨两部实施军事讨伐，会上产生了分歧。

13日清晨，中央大员再次聚集中央党部礼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尽管争论激烈，但无外乎两种主张：一种是主战，主张立即实施军事讨伐；一种是主和，主张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最终，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决定采取快速严厉的军事行动，向张、杨两部开战！

宋美龄来到会场后，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认为，在真相未明了之前决定军事讨伐，未免太过仓促。此事若处理不当，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为此与何应钦发生激烈争执。

在蒋介石生死未卜之际，何应钦一改对宋美龄一向恭谨的态度，用鄙夷的语气指责宋美龄：“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

宋美龄自然不是普通的妇道人家，她的学识、才智远在何应钦之上。她要求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弄清事变真相，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天下午，端纳受宋美龄、孔祥熙指派，携带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洛阳，于14日下午由洛阳飞抵西安。

尽管如此，南京方面主战派的军事讨伐行动并未停止，而且在复兴社内部引起急剧分化。复兴社主要负责人常务干事贺衷寒、复兴社书记邓文仪等人急欲“改换门庭”，为抢占“拥立”头功，组织召开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何应钦“主战派”的一边。

在几乎一边倒的“主战”呼声中，戴笠与郑介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戴笠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称：

“在校长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未免唐突，唯政治谈判解决才能保校长安全。”

尽管戴笠说得委婉，没有把军事讨伐无异于“置校长生死于不顾”这样的话说出来，仍顷刻间成为众矢之的。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对戴笠横加指责，将西安事变爆发责任全部推到戴笠身上，指出戴笠身为特务处处长，对校长负有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校长被扣押全系特务处工作失误所致，戴笠应负全责。

戴笠自然知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这个责任有多大，该怎样去承担，他本人还没来得及想那么多。从听到蒋介石身陷险境那一刻起，他就在千方百计寻求真相，寻求施救途径。

但是邓文仪早已为他想好该怎样承担这个责任，邓文仪公开扬言：

“特务处西北区事前失职，西北区负责人及特务处负责人若不死于张、杨之手，就应自杀以谢校长！”

“自杀以谢校长”，不仅说得冠冕堂皇，而且足够阴毒。在戴笠看来，校长尚在危难之中，学生岂有资格自杀！戴笠是知恩图报之人，他打流十年，承蒙蒋介石知遇之恩，不次拔擢，得以厕身近禁，他对蒋介石的感恩戴德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和他的特务处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他的命运是和蒋介石绑在一起的，万一蒋介石遭遇什么不测，他和他的特务处将整个跟着“翘辫子”！

所以，即使死，也要为营救校长而死，也要死得“忠烈”！

正因为如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改换门庭之想。

这一天，戴笠立下遗嘱：“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