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官邸，又名“憩庐”，建造于1929年，分上下两层，一楼东侧是客厅，中间为餐厅，西侧是宋美龄的小会客室。书房与卧室均在楼上，楼上还有一间专门用来会见内亲的客厅。

此时，蒋介石正在一楼餐厅与宋美龄共进晚餐。

说起来，自打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就无一日不是处在摁下葫芦起来瓢的局势之中。“两广事变”已让他焦头烂额，尤其对付桂系，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好不容易摆平桂系返回南昌，稍作布置后回到南京，可屁股还没坐稳，戴笠就找上门来了。

随着一步步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助手，戴笠已有了不用通报即可随时进出蒋介石官邸的特权。得知蒋介石正在吃饭后，戴笠便站在客厅里等候。

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大幅合影照片，孙中山着中山装坐在前边，蒋介石一身戎装、佩戴宝剑侍立在侧后。照片上方悬挂着孙中山送给蒋介石的手书条幅：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孙文。”

正望着照片中的人和条幅中的字出神，身后传来蒋介石的问话：

“戴科长，什么事？”

自从戴笠接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蒋介石就一直称他为“戴科长”。

戴笠像往常一样，先向蒋介石行礼，然后递上那份已经誊写清楚的情报。蒋介石看后沉思不语，在屋里来回踱步。戴笠知道事关重大，西安情况复杂，便主动要求去一趟西安：

“校长，不如我先去摸一下情况，然后再找张副司令谈谈？”

“不用。”蒋介石摆摆手，很干脆地说，“西北那边我自有安排，你现在要去一下广州。”

“广州？”戴笠一时没明白蒋介石的意思。

“子良在广州忙不过来，你去把广东的缉私部队和机关接过来。”

“两广事变”结束后，广东的割据状态被消除，其地盘已正式划归中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广州行营主任，余汉谋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宋子良出任财政厅厅长。但由于宋子良同时兼任广东省财政特派员、禁烟缉私特派员等职，许多具体工作顾不过来。诸如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是财政收入的一块肥肉，宋子良无力过问，很有可能就会被不相干的人吃掉。如此一大块肥肉，自然是交到自己人手里牢靠，戴笠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特务处历来经费紧张，有了这块肥肉，戴笠自然知道怎样去“开源”。

这对戴笠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但他首先看中的并不是这块“肥肉”的油水，而是陈济棠的缉私部队。

戴笠在兼任中央警官学校主任委员之后，已加速向全国范围内各省市警察系统的渗透，但警察毕竟不是正规武装力量，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他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必要性。若有了现成的缉私部队，不正好改编发展为特务处的武装部队吗？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将特务处本部工作安排一番，第二天即动身去了广州。

平定“两广事变”之初，戴笠建立了特务处广东站，调邢森洲任第一任广东站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当年底专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由谢镇南接任广东站站长。同时建立华南区，调吴乃宪出任华南区区长，驻香港开展工作。

吴乃宪原任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于“两广事变”之前被戴笠调往香港，与邢森洲等人驻港澳窥察两广动向。

目前这几人均在广州，协助戴笠接收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而宋子良（蒋介石妻弟，曾先后在外交部与中央银行任职）对管理缉私部队原本外行，又有蒋介石的指令，自然乐得赶快有人接手。因而戴笠的接管工作十分顺利，接下来就是改编缉私机关、扩充缉私部队了。

正当戴笠兴致勃勃准备改编这支队伍的时候，特务处的一封密电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电文中的寥寥数语，让他瞬间从天堂掉到地狱，他的整个精神支柱，也在瞬间轰然倒塌，他当时的心情可用四个字来形容：天塌地陷。

电文称，今晨华清池方向发生枪战，委员长下落不明……

“今晨”，即1936年12月12日清晨。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也是戴笠自成立特务处以来，遭受打击最大的日子。

在场的邢森洲、谢镇南等人见戴笠突然间脸色变得惨白，纷纷询问。戴笠扬了扬手上的电文，只说了句“出大事了”，便已声音哽咽，眼泪簌簌而下。

戴笠知道，无论在西安城内，还是华清池所在地临潼，都没有南京方面的驻军。西安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把控之下，周边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戴笠虽命令陕西站站长马志超组织了一个便衣警卫组，驻扎华清池担当警卫，但这些便衣特务对付行刺杀手或可发挥作用，怎有能力对付荷枪实弹的军队？蒋介石身边除了贴身警卫再无其他保护力量，一旦发生兵变，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当天已无飞机，戴笠心急如焚，苦苦熬到第二天才乘飞机返回南京。

走进特务处，整个气氛一如这个肃杀的冬天，所有人脸上都像挂了一层霜。戴笠二话不说，直奔译电室。梁干乔、胡子萍、徐亮等人也纷纷闻讯赶来。

但等待他的是泥牛入海，除了事发当日早晨江雄风发来一封简短密电，其他在西北的各特务机构和直属通讯员，均杳无音讯。

如果说张、杨对蒋介石及随行中央大员采取了什么行动，官方通讯渠道被切断，那么，特务处的派出机构是躲在暗处的，无论西北区还是陕西站，以及其下属站、组，都应该迅速向特务处发送情报，怎会同时全部中断了联系？

戴笠即刻离开译电室，与梁干乔一道乘车前往位于白鹭洲的特务处总台。

由魏大铭主管的特务处总台，向来敬业精神可嘉，报务人员每天三班倒，日日如此，年年如是，总台的灯光一年365天不熄，以确保与全国各个区、站、组电台的联络畅通。

但是，从12月12日上午，陕西的所有电台全部没了音讯，总台与陕西的所有联络全部中断。

“怎么会这样？各支台、分台都是在暗处的，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些电台都不应该出现问题，继续呼叫！”

戴笠对魏大铭历来比较客气，这会儿已是瞪着血红的眼睛，声色俱厉：

“24小时之内必须叫通！必须在一天之内弄清委员长的情况！”

说到委员长，戴笠的声音变得嘶哑，眼泪瞬间涌满眼眶。他知道，即使蒋介石健在，也已经失去自由，生死难料。

“戴先生，如果我们的人没出事，应该早就通报情况了。”梁干乔提醒说。

这个道理戴笠自然明白，可眼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渠道可以打听到消息。唯一能联系上的是胡宗南，胡部在宁夏与陕西毗连的大水坑一带与红军对峙中，截收了太原陈诚指挥部发出的电报，内容是：西安12日彻夜有枪声，情况不明；又截获到东北军王以哲对所部发出的电文，称“当前情况发生变化，应对胡军严密警戒”。胡宗南断定西安出事了，却不知详细情况。

“不如想想别的办法。”梁干乔又建议。

“别的办法？”听到这句话，戴笠的脑子倏然灵活起来，“对，安排人去西安。”

赶回特务处，戴笠立刻安排王蒲臣带两名特工包括一名报务员，携带电台驰赴潼关，并特地叮嘱王蒲臣说：

“到潼关后，可利用装载邮包的卡车做掩护，潜入西安，搜集情报，相机开展对叛军的策反工作。”

“叛军”这个词一出口，连戴笠自己也吓了一跳。一旦确定张、杨所部已成为“叛军”，那后果就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