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结束后，戴笠在布置“制裁”王亚樵的同时，还在忙着筹办组建“中国警察协进会”，并在浙江警官学校与内政部高等警官学校合并为“中央警官学校”后，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戴笠实际控制了中央警官学校。

有天戴笠忙里偷闲，到洪公祠一号特务处本部会见一位朋友。聊兴正浓时，负责人事交通的胡子萍送来一份加急“信件”，说是北平的同志亲自送来的。

派人从北平送“信件”过来，想必是极重要的情报，或者涉及极重要人物。“信件”是一个封好的纸包，看样子里面是一本书。戴笠接过“信件”，随口问：

“人走了吗？”

“没有，还在鸡鹅巷。”

“还有事？”

“倒是没什么事。”

“没事你安排他回去吧。”

戴笠急着打发胡子萍离开，好继续与客人谈话。但胡子萍为难地说：

“戴先生，金柜里没钱了。”

胡子萍的声音不高，坐在旁边的客人却能听得很清楚。戴笠自打报考黄埔军校以来性格改变不少，唯好面子这点不曾改变，尤其当着重要客人的面，时不时会打肿脸充胖子，如今胡子萍毫不避讳地说出了特务处的窘境，让他顿觉脸上无光，当即说：

“胡扯什么，堂堂的特务处会没钱吗？如果我们没钱，长江的水都会干掉。”说着随手写了张条子交给胡子萍，“你去找衮甫提钱。”

衮甫就是戴笠的表妹夫张冠夫，胡子萍何尝不知道张冠夫是特务处管金柜的，问题是金柜里空着的时候多，有钱的时候少，眼下正值柜中羞涩，何来的钱可提？好在胡子萍了解戴笠，很快就明白了戴笠的意思，赶紧闭上嘴巴躲到一边去了。

送走客人之后，戴笠才对胡子萍说：

“你真糊涂，不知道那位客人是谁，就大喊没钱，也不考虑影响。”

“那位客人是谁？”

“唐老四！”

“唐老四？”这个名字果然让胡子萍大吃一惊。

唐老四就是大名鼎鼎的湘军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唐生明，字季澧，生于1906年，在家排行老四，湖南东安人。

与戴笠“双凤朝阳格”的命相相比，唐生明才真正是衔着“金汤匙”下凡的幸运儿。戴笠十年蹉跎多年打拼才终于坐上“处长”的位子，唐生明则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大树底下好乘凉。

这棵大树毫无疑问就是他的兄长、敢与蒋介石“叫板”的湘军健将唐生智。

而其显赫家世，为这兄弟俩登上历史舞台做了实力雄厚的铺垫。其祖父唐本有，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猛将，官授广西提督；其父唐承绪亦官亦商，置下丰厚家业。唐生明自幼过着席丰履厚养尊处优的生活，戴笠那种上山下田、辗转打流、挨饿受冻的生活经历，对他来说有如天方夜谭。

唐生智对这个比他小了整整16岁的弟弟爱护有加。在兄长这棵挡风遮雨的大树下，唐老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处处如鱼得水，坐享其成。与戴笠报考黄埔军校之艰难相比，唐老四是被其兄保送进黄埔的，而且是第四期，比戴笠早了两期；与戴笠离校之初经历失业、义务做情报、跑单帮相比，唐老四军校一毕业即任学生队副总队长，旋任团长、副师长；到1931年戴笠刚刚在鸡鹅巷组建十人团的时候，25岁的唐生明便已经是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随后被蒋介石送进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晋升为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

但让唐老四出名的，不是他的显赫身世与少年得志，而是他那场令人瞩目的婚姻。他不顾一切对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徐来展开攻势，最终抱得美人归，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的风流艳闻成为京沪各类报纸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唐老四金屋藏娇后仍不满足，四处拈花惹草，实在是“乱花渐欲迷人眼”，陷入“花丛”而不能自拔，成为各大小报源源不断的花边素材，唐老四也从此成为国民政府高官中的另类。

胡子萍吃惊的倒不是唐老四本人的与众不同，而是他们的戴老板怎么会拿出宝贵时间，与这种花花公子闲扯淡。戴笠却笑着说：

“别小看了这位大少爷，大事上绝不糊涂，还有他那位时不时就造下反的兄长，都是不能忽视的信息资源。干我们这行的，哪个道上的朋友都要有，关键时候都会有用。”

也由于杨虎与唐生明过从甚密，戴笠与唐生明也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那个差点成了戴笠第二任夫人的余淑恒，就是由唐生明引荐成为戴笠的秘书的。抗战时期戴笠派唐生明潜回上海，打入汪伪政府卧底，这位公子哥的身份还真派上了用场，对瓦解汉奸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是后话。

说完唐生明，戴笠这才忙着去看那封加急“信件”，打开纸包，里面是一本书，在其中一页空白处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内容是东北军有“异动”。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暗中通共，在共军放回东北军被俘官兵后，与共军代表约定，以后如奉令“进剿”，必事先通知共军，使之从容撤避。王以哲并说服张汉卿，先后数次秘密飞往洛川与肤施，与中共领导人李克农、周恩来等人晤面，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张汉卿在西安附近王曲镇创办的“军官训练团”，就是为反蒋抗日培训骨干力量的……

情报是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情报员刘宗汉（公开身份为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发来的。由于担心泄密，特派专人辗转送来。

看到这份情报，戴笠心头骤然沉重起来，“两广事变”刚平定不久，难道西北又要“出事”？戴笠这个想法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近来的各种情报都透露着同一个信息：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已与红军结成抗日反蒋“铁三角”。

来自西北的情报，得益于特务处工作重点向西北的扩展。特务处成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地区，主要是东南的京沪杭地区和华北的平津冀地区。南京作为国府所在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上海由于租界原因与交通的便利，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聚集地，特务处的工作重点，便针对各反蒋势力与中共地下组织展开；平津冀的情报组织，则随着日军对华北的蚕食逐渐扩大，工作重点也转为对日谍报。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开始支持和利用德王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企图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伪蒙古国。因此，特务处在华北的对日情报，也随之向察绥地区扩展。乔家才、马汉三、张际春等即为此间对日谍战中涌现出的佼佼者。

此后，随着1935年9月红军进入陕甘地区，特务处的工作重心迅疾扩展到西北。

西北的省级特务机构于1934年设立。陕西站站长马志超，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兼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副处长；甘肃站站长史铭，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自从特务处打入警界，各地外勤特务组织及人员便陆续有了公开身份的掩护，为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红军进入陕甘的同时，特务处旋即建立西北区，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

第一任区长张毅夫，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但没几个月，即1936年年初，张毅夫因工作需要他调，江雄风出任第二任区长兼第三科科长。

江雄风上任不久，有关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异动”的情报便不断传来。

据戴笠掌握的情报，自1936年初到3月，在王以哲的联络下，张学良先后两次飞洛川，在六十七军军部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而此前，六十七军战俘已被红军放回。

四五月间，张学良由王以哲及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陪同，先后两次赴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学良坚定了“抗日反蒋”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到9月后，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终于加入西北大联合阵营，并同意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意在西安设立与陕北联络的专用电台。

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剿共”中的“消极怠工”也就可想而知了；互通情报，联合对付中央军亦在情理之中，据说张学良还曾向红军赠送枪支弹药，并给予经济援助。

戴笠知道，一旦西北举事，绝不会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三下五除二即可摆平，与西北“铁三角”的战斗力相比，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粤军、桂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赶往位于中央军校的蒋介石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