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陈济棠通电下野后，戴笠便旧案重提，开始继续追杀王亚樵。

然而在当时，广东虽归顺了“中央”，广西还是桂系的独立王国，且不说桂系还在与蒋介石“掰手腕”，即使桂系归顺南京政府，要想在桂系的地盘上动王亚樵一根汗毛，不得到桂系的默许也绝无可能。

但是戴笠胸有成竹，他认为只要找到王亚樵的下落，一切皆有可能。这个“可能”是有根据的，以桂系眼下的势单力薄，对抗下去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归顺“中央”是迟早的事，但终归要谈谈条件，讲讲斤斗。这个过程，正好用来寻找王亚樵的下落。

正是由于广西是桂系的老巢，当时特务处并未在广西建立站组，寻找王亚樵并非易事。戴笠把陈亦川找来询问计策。陈亦川虽然没有暴露，可余亚农走了，这条线索就断了。不过他脑瓜还算灵活，转念一想说：

“我和余立奎是老乡，我去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他？”

一听这话戴笠笑了，摇着头说：

“你和王老九也是老乡呢。”

话虽如此，试试也无妨，死马权当活马医。戴笠面授机宜，如此这般叮嘱一番。

余立奎和胡大海、周世平被引渡到南京后，一直关在特务处的大牢（丙地）里。陈亦川找到余立奎，以老乡的身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无论他用什么条件做交换，余立奎始终不肯说出王亚樵的下落。

一计不成，陈亦川又生一计，他对戴笠说：

“余立奎的姨太太余婉君一直没离开香港，她指望什么生活？显然是王老九在接济她。问题是，怎么撬开她的嘴。”

“哦？说说看。”

主意陈亦川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双管齐下，挑拨离间。

所谓双管齐下，就是一头缠住余婉君，一头缠住余立奎，制造矛盾与误会，借机套出王亚樵的下落。

戴笠随即派出特务处得力干将陈质平前往香港，接近余婉君。

陈质平是海南文昌人，正值而立之年。戴笠选中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多么英俊潇洒，虽然捯饬起来也不失一表人才；戴笠看中的是他的学识与智慧。

陈质平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在河南大学任教，是特务处不可多得的高才生。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行事风格低调的陈质平恂恂儒雅，颇有君子之风范，不正是寂寞少妇的无敌“杀手”吗？

余立奎在香港被关押期间，余婉君常去大牢中探望，陈亦川曾悄悄跟踪，得知了她的住址。陈质平到香港后，按照陈亦川提供的地址，在余婉君的寓所旁租房住了下来，很快与余婉君相识。

余婉君是个爱慕虚荣的女子，喜欢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如今余立奎被捕，虽有王亚樵每月按时邮寄生活费，也只能勉强维持她和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生活的窘迫和孤独寂寞让她苦不堪言。陈质平投其所好，常常邀她下馆子、进舞场，给她送钱、送礼物。可无论陈质平怎么套问，她都不肯透露王亚樵的住址。

陈质平只好退而求其次，称自己有事要去南京一趟，问余婉君是否愿意一同前去。余婉君正有狱中探夫之意，遂与陈质平一起来到南京。

而此时，大牢里的余立奎已被陈亦川“洗脑”。陈亦川这个老乡整天像苍蝇一样围着余立奎“嗡嗡”乱转，既在生活上做出关照余立奎的样子，又时时不忘诽谤王亚樵与余婉君，说他被引渡南京后，他们已勾搭到一起。

正是人言可畏，积毁销骨，同样的话听多了，不怕你不怀疑。余立奎是讲义气之人，在他的字典里，兄弟如手足，老婆如衣服，何况是出身青楼的小老婆。他宁可相信余婉君背叛了他，也不会将这笔账记在王亚樵头上，坚决拒绝出卖王亚樵。

在这种情况下，余婉君探监来到南京，余立奎坚决不与她相见。陈亦川趁机告诉余婉君：

“余立奎不想见你，他在这里替王老九顶罪蹲大狱，你在外边被王老九包养，他能见你吗？”

余婉君一听被误会，更要证实自己的清白，请求陈亦川无论如何让他们见一面，当面解释清楚。陈亦川说：

“他不见你我也没办法。他说除非你把王老九抓来，把他救出去。”

余婉君信以为真，答应带人抓捕王老九，救丈夫出狱。

此时，王亚樵就住在广西梧州，托庇于李济深、陈铭枢之下。

李济深闲居祖籍广西梧州，住在距梧州市五六华里的李墟。1936年春末王亚樵来梧州后，改名匡云书，住在梧州市西江岸的一幢房子里。随行的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等人分别居住于梧州市内。

为王亚樵的安全与生活考虑，李济深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要求对王亚樵实施保护措施，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五百元生活费。考虑到王亚樵也是反蒋派，李、白欣然答应。

尽管如此，李、白对王亚樵未必像李济深那样以诚相待。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在回忆中称，王亚樵在此期间曾前后三次去南宁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均被拒绝。而“两广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对李、白而言，且不说粤军全体倒戈后再去劝说讨蒋不合时宜，即使在事变前仅凭桂系实力也无力与蒋介石抗争。所以李、白的三次答复不是“兵力不足”，“须从长计议”，便是“不能搞政治赌博，孤注一掷”。

李、白的态度，让王亚樵感到非常失望。说到底，桂系对他的“容留”与资助，不过是看李济深的面子。紧接着，又传来桂系与中央谈和的消息，王亚樵知道广西已非久留之地，萌生了投靠共产党的想法。因不知共产党是否愿意接纳，特地请李济深给中共领导人写了一封推荐函，他本人也写了一封请求接纳的亲笔信，交给余亚农与张献廷，让两人先去延安接洽。

后来，有人认为王亚樵之死，与他打算投共有直接关系。常恒芳就曾对王述樵说，“亚樵之死固戴笠杀害，但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关。白是反共的，亚樵密谋投共，被白发觉，岂能容之？当时，李与白正谋与蒋介石合作，戴笠获悉亚樵在梧州，即与白秘密交涉，以逮捕王亚樵为条件。白不同意在广西境内逮捕王亚樵，以免各方舆论，暗杀可以。广西管理极严，二十几个特务乘汽艇开进梧州，白岂有不知之理。亚樵之死，乃白崇禧开门揖盗……”

不管是不是白崇禧“开门揖盗”，总之，在余、张二人去延安不久，余婉君带着孩子来到梧州。她是和特务处20多名特务一起，从广州乘坐由广东缉私局提供的缉私艇抵达梧州的。

按原先的约定暗号，余婉君与王亚樵取得了联系，会面地点约在“新西旅馆”。

既然余婉君带来了余立奎的口信，王亚樵就没有不见之理。尽管郑抱真等人劝阻，王亚樵出于对余立奎的信任，还是应邀前往。

可惜他一生叱咤风云，却在明知广西不可久留，在李、白已与蒋介石合作宣誓就职的情况下，疏忽大意了。他没想到特务们会无孔不入，利用一个弱女子找到他——20多名特务正与余婉君一起等候在新西旅馆中。

为这次行动，戴笠派出了最强大阵容。

为首的是戴笠的警卫——特务处有名的神枪手王鲁翘。

王鲁翘与白世维一样，也是山东人。不同的是，白世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王鲁翘毕业于浙江警官学校，是戴笠自己培养的弟子。按辈分，王鲁翘比白世维低了一辈；按年龄，王鲁翘比白世维年轻七八岁；按枪法，王鲁翘不在白世维之下，据说他开枪不用瞄准，300米内抬手就打，一枪毙命。

这天是1936年10月20日。

黄昏时分，天色昏暗。王亚樵毫无防范地走进了新西旅馆，一进门就被特务们堵在了屋内。

王鲁翘的神枪没有派上用场，如此近的距离，特务们首先使用的是短刀，致命的一刀从背后插入，刺中心脏，王亚樵当场气绝身亡。

连同王亚樵的四名保镖，无一幸免。王

亚樵死后第十天，余亚农、张献廷回到梧州，准备接王亚樵去延安。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曾经威震上海滩、令国民党高层惶恐不安的“暗杀大王”，此时已含恨九泉。

这是戴笠的又一件得意之作，他为蒋介石及其他政坛要角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感到释然。此后十年间，再没有发生针对国民党权贵名流的暗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