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郑介民的电报发到了特务处。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五万大洋。

这五万大洋，是专门用来安置飞行员家属的。陈振兴的航校第六期同学黄志刚，是第五中队飞行员，经陈振兴策动，黄志刚又联络了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两人商定同时策动各自中队飞行员投向中央。但这些飞行员的家属均在广州，必须首先将飞行员家属撤离，妥善安置，方能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这个安置费用，需要五万大洋。

相对于要做的事，这笔钱不算多。但对于特务处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务处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因此，郑介民发这个电报也是有些为难的，担心事情砸在这笔钱上。不料，戴笠接电报后，却像没走脑子一般，当即回电：三日内送款到港。

戴笠如此畅快，自然是胸有成竹，可惜他想得太简单了。

原以为拿出区区五万元，便可带动连锁反应，消弭战火，既可让百姓免遭兵燹之灾，又可节省大量军费开支，何乐而不为？没想到在蒋介石那里，这笔账不是这样算的。

常言说不见兔子不撒鹰，五万元拿出去，谁敢保证不会打了水漂？可反过来说，又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故而戴笠赶到蒋介石官邸，陈述策反经过提出拨款五万元后，蒋介石颇费踌躇，考虑到策反粤空军与航空委员会有关，就对戴笠说：

“好，你去找周至柔商量吧。”

周至柔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如今是国民政府陆军中将，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这位正统“科班”出身的高官眼里，戴笠这个黄埔军校肄业生，与草根老兵油子无异；他和他的那帮下属，不过是一群只会打小报告、盯梢、抓人的角色，与鸡鸣狗盗无异，根本干不成大事。

当然，关键是蒋介石让戴笠去找周至柔商量，而不是直接命令周至柔拿钱。商量，对周至柔来说在可办可不办之间，凭戴笠与周至柔的素无往来，凭周至柔对戴笠及其特务处的不屑一顾，结果是，戴笠兴冲冲满怀希望而来，等候他的是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周至柔说：“八字没一撇你就要钱，领袖的钱不好随便花的！”

戴笠愣了一下，被噎得肚子里冒火，懒得和他废话，掉头就走。

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通知交通科长胡子萍，预订两张去上海的卧铺票，并特地叮嘱：“必须是今天晚上的票！”

说完，一边向后院走，一边愤愤不平地嘟哝着：

“区区五万，给我摆迷魂阵，我就不信，缺了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了！”

当晚，戴笠便带着副官贾金南去了上海。

果然，第二天晚饭时分，戴笠得胜而归。一看他那副精神抖擞的样子，特务处内勤人员便都知道，他此次外出必定一帆风顺。

戴笠与贾金南一起走进后院办公室，贾金南手里提着一只小皮箱，戴笠让他将小皮箱放好，去饭厅通知胡子萍与徐亮，晚饭后过来一趟。

戴笠一向爱干净，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习惯，只要在家，毛秀丛总是争着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在贾金南去饭厅的空当，毛秀丛已经准备好洗澡水，照顾戴笠洗完澡。

一个热水澡，冲去了来去匆匆的一身疲惫，坐在椅子上，端着毛秀丛冲好的清茶，戴笠这才感到了轻松。

三天，说到就必须做到。

可是昨天晚上，他的确是悬着一颗心的。说是胸有成竹，钱没拿到手一切都不作数，毕竟五万元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时找不到人，或者一时钱不凑手等，各种情况都有可能碰到，尤其时间不等人。还好，一切顺利。

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戴笠自己没说。后来众说纷纭，大多似无可靠依据，如有资料载：

戴笠在上海有一个红颜知己，是一个名叫许兆贤的名女人。戴笠找到许兆贤，让她帮着想想办法，看看找谁能借到五万元。

许兆贤想了想，似乎找谁都难说马上能凑齐这笔钱，就摘下自己脖子上的项链交给戴笠，说拿去典当足够五万元，让戴笠先拿去救急。

若果真这样，岂不是十分荒谬！

首先，戴笠明知许兆贤没钱，却让她找人借钱岂不是十分渺茫，如何能在一天之内借到这笔钱？

再者，与其找许兆贤给借，戴笠何不自己去借？

这时候鸡鹅巷“开张”已四年有余，不算戴笠以前在上海的关系，以戴笠长袖善舞的性格，四年间建立的关系绝不会亚于一个社会上的女人。

何况，戴笠一向大男子主义严重，怎会去向一个女人求告，那和吃软饭有何差别？

更何况，戴笠有两个把臂论交的结拜兄弟，在上海滩都算得上富翁级别，虽说论财力杨虎比不上杜月笙，五万块也绝对是小菜一碟。而杜月笙，不仅用钱堪称上海滩第一大手笔，为人更是侠肝义胆，为朋友两肋插刀，一掷千金绝对了无吝色。

戴笠何需舍近求远，在十万火急的一天时间内，不去找有十分把握的结拜兄弟，而是找一个女人去给借？

戴笠下车后直奔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一说法当为属实。

杜月笙正躺在大烟榻上吞云吐雾，聊作小憩，忽听管家万墨林来报：

“爷叔，戴先生来了。”

一般瘾君子吸食鸦片，吸不完一筒不舍得放下烟枪，杜月笙则不然，往往吸食几口，聊解疲乏便可。如今一听戴笠上门，更是忙不迭地丢下烟枪，趿拉着鞋迎出门外。戴笠一直劝他戒掉烟霞癖，他因而也不愿意让戴笠看到他缠绵烟榻。

两人在古董间坐下，戴笠没来得及喝一口茶，便直奔主题：

“月笙哥，你眼下手头是否宽裕，我需要借五万急用。”

虽说是结拜兄弟，戴笠向来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杜月笙知道他忙，也向来不会耽搁他的时间，坐下之后便洗耳恭听。

五万，杜月笙听完没眨一下眼，回头吩咐管家万墨林说：

“你马上去办。”

“这么大一笔款子，月笙哥怎么不问问用项？”

“你做的是大事，我为何要问？再说，就算你欠了赌债，为兄的难道就不替你还吗？”

这句话，足见这对拜把兄弟关系之非同一般。

戴笠与杜月笙的关系，向来众说纷纭。一说杜月笙走私数额巨大的毒品，被戴笠查获后放行，因此两人沆瀣一气；一说戴笠为贴补特务处经费，得到蒋介石默许，在上海制毒贩毒，与杜月笙有毒品生意上的往来。

其实两种说法皆出于野史小说，无可考证。

抗战前的特务处，既无缉私权，亦无缉毒权，哪里会有什么“查获后放行”的事情发生？而设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开始的上海区，嗣后的华东区、上海特区，其所属各组分工明确，仅对付各路反蒋势力及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便都忙得焦头烂额，又何来制毒贩毒的人力与机构？

杜月笙为人历来侠义豪爽，戴笠自然深有体会，若非这笔款子数额巨大，他也不会多问一个“怎么”。

当胡子萍与徐亮来到戴笠的办公室后，戴笠吩咐胡子萍马上安排下去，办一张入港证，预订一张翌日飞香港的机票，然后指着那只盛钞票的小皮箱，对徐亮说：

“明天就烦劳你跑一趟，去香港，把这笔钱交给郑先生。”

果然，五万元送去十天不到，即7月2日，广东空军七架飞机投奔中央，领头的正是陈振兴的同学黄志刚。

黄志刚率第五中队的四架轰炸机，利用训练机会，在从化起飞；黄居谷率第二中队的三架驱逐机，从天河起飞，直抵南昌机场，并联名发表通电脱离陈济棠归顺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