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对两广早有防范。

在所有反蒋势力中，两广反蒋人士地位之高、人数之众、内部派系之多，堪为首屈一指，当然军事实力更是不可小觑。而多次发生的南京政府要员遇刺案，包括蒋介石多次遇刺、宋子文遇刺、汪精卫遇刺等，皆与广东有关。因此，戴笠对两广历来不敢“怠慢”。

特务处创办伊始，即建立了香港组，不久升格为香港站，辖广东、广西、云南乃至南洋一带。广东组、广西组的工作重点，就是搜集两广一切情报，尤以军事情报为重中之重。

1935年4月，陈济棠对海军三舰采取行动之初，戴笠便及时得到情报：

陈济棠擅自扣留中央派在南海的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军舰，减发薪饷，将三舰编入广东海军司令部。

戴笠在广东安插的特工中，有个叫陈涤的原海军军官，与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海圻舰舰长唐静海往来较多，关系友好。戴笠密令陈涤策动三舰逃离广东，同时下令香港站正副站长邢森洲、龚少侠，组织“营救”三舰。

三舰军官多半出身海军学校，从感情上倾向中央。加上陈济棠扣留三舰后，减发薪饷，并准备撤换三舰舰长，对三舰进行改编，引发三舰官兵激愤。在这种情况下，陈涤的策反工作进展顺利。经过一番筹谋，三舰做好随时乘隙逃走的准备。当时虎门要塞尚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中，三艘巡洋舰只要逃出粤江，便脱离了陈济棠的掌控。

然而，不知是因拒绝改编引起了陈济棠的警惕，还是不慎走漏风声致陈济棠采取军事行动，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待机逃走之时，三舰被扣留两个月后的6月15日，广东海空军突然包围三舰，强迫三舰从黄浦江开回广州。

时值傍晚，江面水雾迷蒙，原本半阴的天空忽然乌云骤聚，转瞬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暴风雨中，飞机难寻三舰目标，被迫停飞，海琛舰副舰长陈精文抓住时机，率先指挥舰艇冲向外海，海圻舰舰长唐静海率舰紧随其后，肇和舰因机器故障开在最后。

粤军的空军撤了，海军还在，好在天公作美，海琛舰、海圻舰借助雷雨，很快甩掉粤军追堵，安全抵达虎门，并通过虎门驶到香港附近海面，暂时停靠；肇和舰最终被拦截。

南京政府派军委会海军事务处处长陈策赴港，于7月9日率两舰北上南京。

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戴笠首次与两广军阀“交锋”，从发现陈济棠扣留三舰，到成功策动两舰脱离粤军，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为此次敉平“两广事变”积累了经验。

“两广事变”爆发后，戴笠召集郑介民、特务处书记长梁干乔、香港区区长邢森洲等粤籍得力干部齐聚南京特务处，商量部署策反方案。

此次商量重点，就是从哪里入手，能够尽快打开缺口，给陈济棠以震慑。陈济棠的海军，尽管两艘较大吨位巡洋舰归队中央，但尚有从意大利购买的四艘新型鱼雷舰，组成舰队，威力不可小觑；而其陆军实力，在海军之上；空军实力，在陆军之上。

空军，是陈济棠的一张王牌，也是他敢于造反的本钱。常言说打蛇打七寸，研究决定先从空军下手，然后在陆海军中齐头并进。

在粤军空军中，梁干乔与郑介民都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原名昭桂，生于190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加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被保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郑介民、张炎元、邓文仪等人同期。但梁干乔留学期间闯了一场大祸——

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那天，梁干乔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式上跳出来，高呼口号，力挺托洛茨基，被当场抓捕，遣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力。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流放西伯利亚，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活着回来的希望非常渺茫。可谁也没有想到，梁干乔竟是个奇迹，他很快搞到一张假护照，买通看守逃回了中国。

看来梁干乔早就有当特务的潜质，回国后，他先后脱离共产党和“托派”，彻底投向国民党，参加了特务处最早的组织密查组，后又参加创办复兴社，成为复兴社特务处戴笠手下一员干将。

梁干乔既出身广东，自然就与粤军中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族侄梁伯仑就是一个很好的策反对象。梁伯仑时任广东空军无线电台台长，将他争取过来，便等于在南京特务处与广东空军之间架起了直接通道。而策反一百几十架飞机出走，畅通的联络工具正是必不可少的保障。

郑介民选中的策反对象是广东空军飞行员陈振兴。

陈振兴出身运动员，曾获全国自由泳冠军，擅长舞蹈，交际广泛，被广东航空学校首任校长张惠长收为义子，送进航空学校第六期学习。陈振兴不仅在广东空军飞行员中有一批同窗故旧，而且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对空军内幕十分熟悉。

会后，梁干乔即赴广东，郑介民去了香港。

虽说同是策反广东空军，两人又同是粤籍，在粤军中均有着众多熟面孔，均有被认出的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梁干乔单刀直入，直插敌人心脏；郑介民却顾虑重重，畏畏缩缩，不敢深入险境，只是待在香港，隔江遥控策反。

遥控指挥无异于隔靴搔痒，可碍于郑介民是特务处第二号人物，戴笠也了解他一向胆子小，因此也不强求。

说到底，戴笠有他的用人原则，那就是识人长短，用人之长，扬其长避其短。对于公认的“军事谋略家”和“政治理论家”，不必要求他具备深入虎穴的胆量，凭着在广东广泛的人脉积蓄，或许他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梁干乔化装成人力车夫潜入广州，很快与族侄梁伯仑取得联系。毕竟在此特殊时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梁伯仑的工作一帆风顺。

于是，一个名为“XSF-DE-XHOB”的电台名称很快传到南京，戴笠通知魏大铭，让他与这个电台联络。

尽管既无波长，又不知方位，但魏大铭培养的报务员个个业务精通，到第四天夜里，终于与那个神秘电台取得联系，开始接收电报。

魏大铭的电话打进鸡鹅巷五十三号的时候，戴笠已经睡下，闻讯立即从**爬起来，兴奋地守在电话机旁，这一守就是大半夜。第一封电报终于断断续续收完，译电员译后立即向戴笠报告，果然是旗开得胜的喜讯。

接通电台，是梁干乔的“功劳”；而通过电台传来的这个喜讯，则是郑介民的策反初见成效。戴笠哈哈大笑，连说：

“好！好！郑先生果然运筹帷幄之中。”

在整个特务处乃至后来的军统，戴笠除了对关系近资格老的下属称呼“兄”，对大多数人都是直呼其名，顶多后边加个“同志”，唯独对郑介民称呼“郑先生”。虽然相对“兄”来说，这个“先生”略显客气与生分，却也包含着尊重。

不入虎穴，照得虎子。戴笠庆幸自己没有看走眼，赞叹智慧有余胆魄不足的郑介民能将所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实哪里是郑介民的“发挥”，纯粹是偶然的巧合。

原来“两广事变”时，郑介民的“工作对象”陈振兴正在香港，郑介民一到香港便得到这个信息，立刻找到他的住所。

见到人事情就好办了，郑介民是搞政治的，嘴皮子自然不会差。陈振兴也是明白人，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内战，让日本人渔翁得利。再说，他也想让义父知道，除了游泳、跳舞、交际，他也有能力办成大事。不过，陈振兴本人能策反的，主要是他航校的同窗第六期飞行员，或可包括第五期。

郑介民问其原因，陈振兴说：

“陈济棠只重视前四期航校学员，五、六期学员就像后娘的孩子，无论官阶晋升还是生活待遇，都无法和前四期相比，很多人有另谋出路的打算。”

“好，那就从五、六期入手。”

在郑介民看来，尽管不能一下子策动整个广东空军，其作用却不可低估，说不定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此，陈振兴即刻返回广东，果然很快便有了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