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对首都的新闻机构，历来控制严密，报批新单位，必须详细填写负责人、主要人员、连环铺保和在京保证人履历，以及经费来源、成立宗旨、日发稿量等，然后到国民党南京市委宣传部办理手续，再报中央宣传部批准。

也就是说，中宣部有晨光通讯社的全部详细资料。不仅如此，孙凤鸣进入会场的记者证，也是由中宣部新闻处签发的。

换言之，中宣部难脱干系。

正因为如此，中宣部为免受牵连，在事发当天下午便开始查询，已经忙活了好几天。

铺保很快找到了，是位于南京健康路的一家照相器材店。但已于两个月前倒闭关门，店主不知去向。

连环铺保是香港一家衬衫厂，调查结果显示，该厂已于数月前迁往广州。经广州方面查询，并无该店信息。

唯一找到的是担保人，竟是中央党部一个科长，却是一问三不知。原来是受朋友之托作保，如今朋友没了踪影，想立功赎罪也是枉然，以撤职查办而告终。

中宣部所做这些工作，为戴笠省去不少麻烦，只是线索又一次断了，使戴笠刚刚看到的希望之光再次消失。

但这次，黑暗却是短暂的，另一个希望之光随之亮起。当戴笠走出中宣部大门时，即从行政院传来了好消息：晨光通讯社成立不久，曾有两人到行政院为其申请津贴，这两人分别是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成和一个叫项仲鳞的人。

戴笠立刻派人将这两人抓来，审讯之后，这两人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名单：

社长华克之，登记注册时化名胡云卿；总务主任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部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

李、项二人其实都是局外人，他们见晨光社运营很差，杂志销路不佳，主动提出帮忙去行政院申请经费。华克之等人办此通讯社本不是为了赚钱，当然不会同意，担心节外生枝。怎奈这二人古道热肠，自以为在行政院有熟人，这点事情小菜一碟，结果钱没弄到，反而惹上一场祸端。

他们对晨光社内幕并不知晓，只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其他一概不知。

“江苏丹阳人”，戴笠抓住这唯一线索，立刻派人去丹阳，将贺坡光的母亲与兄嫂抓到南京做人质，以此逼迫贺坡光投案自首。贺坡光担心家人生命安全，果然很快自动投案，戴笠想得到的一切情况，便从这里打开了缺口——

晨光通讯社创办于1934年10月，11月被正式批准。创办经费5000元港币，来自发动“闽变”事败的李济深与陈铭枢。这笔经费由在港的王亚樵转交，由华克之具体主持通讯社工作，即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以记者身份接近国民党高层，目的为暗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要员。

晨光社开办一年，一直找不到下手机会，经费即将告罄，适逢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华克之决定孤注一掷，由孙凤鸣拼死一搏。

孙凤鸣，1905年生，江苏铜山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第十九路军，任排长。“闽变”失败后离队，结识了华克之，加入王亚樵的“斧头帮”。

正所谓“知死必勇”，孙凤鸣持记者证进入会场，就没打算再活着回去，他随身携带一颗用于自杀的鸦片烟泡，以备万一被捕后自杀。结果，汪精卫的卫士无意中成全了他一死的决心。

李济深、陈铭枢一向反蒋，因何要杀汪精卫？

据唐良雄在《戴笠传》中称，远因是他们所领导的反对派，曾经劝阻汪兆铭（汪精卫）“响应政府共赴国难之号召”，而被汪所拒；近因是他们当时正策动两广叛离中央，企图借汪之被杀，“掀起政治风潮，遗祸政府”。

但无可争辩的是，杀手的第一目标无疑是蒋介石，第二目标为汪精卫。只因蒋介石未到场合影，孙凤鸣只得退而求其次，拿汪精卫开刀。

这个审讯结果，令蒋介石赫然震怒：

“又是这个王老九，此人不除，天下无一日太平！”

戴笠上次因抓捕王述樵棋错一着，致使王亚樵乘机逃走，至今为此事耿耿于怀，当即请示先去上海，抓捕与本案相关人员，然后赴香港抓捕王亚樵。

早在汪精卫遇刺之初，戴笠就怀疑此案与王亚樵有关，且分析“晨光通讯社”人员撤离后，极有可能逃往上海，乃电令上海区予以严查。

恰逢教导总队侦破组又从江都抓回两名晨光社勤杂人员，经审讯，这两人供出华克之已于案发当天上午离开南京，去向不明；同时供出晨光社在上海的联络员，及联络地址——上海新亚酒店。

于是，特务处会同教导总队等警宪侦破组，赴上海展开一场秘密大搜捕，先后抓捕了晨光社编辑主任张玉华，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华克之的朋友、共产党人陈惘子等十多人。唯主要案犯华克之不知去向。

其时华克之已潜入浦东贫民区，潜藏到陈惘子曾介绍他认识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家里，躲过了特务们的搜查。后来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离开上海，经北平转道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被抓捕的嫌犯中有“改组派”人员，陈璧君与汪精卫这才打消对蒋介石的怀疑，其他反蒋派对蒋介石的压力亦同时缓解。然而两名主犯王亚樵与华克之均逃亡在外，不抓捕归案，终究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戴笠一面命令特务处港澳区侦察王亚樵等人行踪，一面准备亲自赴港，抓捕王亚樵、华克之（戴错判华已逃亡香港）及其他主要涉案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