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国民政府来说，1934年年初的平息闽变，为这一年开了个好头，“剿共”四年也在这一年取得阶段性胜利，苏区红军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然而有所得必有所失，或可说，整个局势对蒋介石来说，实呈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局面。

浮起的这个“瓢”，就是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得陇望蜀。这年3月，逊帝溥仪在长春“祭天”称帝，做了日本人的傀儡，伪满洲国由此改称“满洲帝国”。与此同时，日本人不仅加快对华北地区的蚕食，而且在占据河北、察哈尔大部地区后，又开始策划河北、山东等“五省自治”。

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松动对日口径，提出对日方针：

“……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但就在此二年期间，令蒋介石应接不暇的，还有来自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所采取的非常措施——暗杀。

这些暗杀行动，主要针对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何应钦等，均有过被行刺未遂的经历。仅1934年戴笠侦破的行刺蒋介石要案，便有三次之多；1935年暗杀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汪精卫遇刺案最为骇人听闻。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亦即国民党五大的预备会议，在南京中央党部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0多人。第一天的会议议程为：

八点，全体与会人员前往中山陵“谒陵”；

九点，举行大会开幕式，由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做报告；

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合影，地点在会议厅门前。

大会的警卫工作，由宪兵司令部与首都警察厅负责。这种公开的警卫工作，不属特务处管辖范围。特务处派出的特别警卫组，只对蒋介石个人安全负责，与大会无关。

由于中山陵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为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戴笠亲自率部陪同蒋介石谒陵。

这天的情况有点特别，这个“特别”非戴笠所能左右。

首先，蒋介石是第一个抵达“总理陵堂”的，其他“中委”均在八点之后方姗姗而来；其次，曾通知谒陵一律穿礼服，以示对领袖的尊重，现场却是制服、中山服乃至便服无所不有。蒋介石心中不快，只是在这种场合不便发作。

返回途中，一辆出租车从后面追上来，超越了蒋介石的车队。这就怪了，明知是蒋介石的车队，谁这么大胆竟敢超车？且在超车过程中，有一个脑袋从窗户里伸出来张望！

戴笠深感异常，连蒋介石都觉出了不对劲。

更诡异的是，不一会儿，竟发现那辆出租车停在了前面，看上去仿佛在等候蒋介石的车队。戴笠立刻派人上前盘查，对方说是记者。

记者并未做出威胁蒋介石安全的举动，戴笠也无理由抓人。是否因防守严密“记者”无机会下手，也未可知，但戴笠并未细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向视保卫蒋介石为己任的戴笠，偏偏在这个细节上疏 忽了。

回到中央党部，见宪兵司令谷正伦与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分别率部，将中央党部警卫得如铜墙铁壁，毕竟铁路巡警各管一段，戴笠对特别警卫组交代一下注意事项，便乘坐他的斯蒂贝克轿车，离开会场，到上海公干去了。

可刚到上海枫林桥寓所，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南京的电话便追了过来，一听内容，戴笠骇然大惊：

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

戴笠担心的自然不是汪院长，而是蒋委员长。在电话中一连串的询问之后，得知蒋介石安然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知蒋介石虽未受伤，却无辜背了黑锅，此时正陷于搓火郁闷之中。

而戴笠深感蹊跷的，也是杀手的行刺目标。从两年来的暗杀情况看，行刺者第一目标应该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那么同在一个会场，蒋介石又是如何幸免于难的呢？

戴笠急令司机返程，抵达南京时已近黄昏，赶紧召集在京相关人员开会，了解案情，制订侦破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