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秋之时，特务处有内外勤人员670人。那块“馅饼”之大，近乎特务处内外勤人员的两倍。

这就是南昌行营调查科。

南昌行营调查科成立于1933年春夏之际，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兼任科长。此前邓文仪曾兼任“武汉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科长，由于第三科在鄂豫皖“剿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昌行营改组之后，邓文仪建议并被批准在南昌行营秘书处成立调查科，将武汉三省总部第三科的工作发展扩大。

蒋介石对南昌行营调查科十分重视，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犹如戴笠的特务处，说起来只是一个“处”，其触角却是四通八达；邓文仪的“科”不仅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小小一个“科”的实力与能量，完全不是戴笠的“处”所能望其项背的。

这主要由邓文仪的个人条件与所处位置决定的。

邓文仪，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905年，比戴笠年轻八岁。

论学历，邓文仪早年入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留学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蒋经国的同窗；后又毕业于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并被授予香港世界大学文学名誉博士。

论经历，邓文仪早年参加过东征，担任过军校第三期中尉区队长、师政治部主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少将代理主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作为复兴社发起人之一，任复兴社干事会干事、书记兼组织处长等。

相比之下，戴笠只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未毕业的资历，在邓文仪参加东征的时候，他还在竹山田园中寻寻觅觅，苦等着“遇雷雨”的机会。而他这个特务处长，也是由编外情报员做起，出生入死跑单帮闯出来的，说起来就是名副其实的草根出身。

尤其，邓文仪的“科”是公开单位，虽也是特工性质，却是名正言顺，招兵买马及开展工作等均占绝对优势；戴笠的“处”是秘密单位，人们历来对属于秘密行业的特务存有偏见，认为情报工作乃至抓人、杀人等秘密行动，均属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勾当，不屑与之为伍，因此戴笠罗致高级人才就有了相当的难度。

由于这种种差异，尽管邓文仪在南昌行营的“科”比戴笠在南京的“处”成立时间晚了整整一年，但一经成立便势头强劲，其人员构成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在特务处之上。

调查科除了科本身的庞大机构，在“剿匪”区域内各省政府的保安处，均设有调查科与调查股，作为直接下属机构，俨然一张组织严密的特工情报网；同时在华中地区及东南各省设有外勤机构与特派员。其主要任务，除汇总本系统情报外，同时将徐恩曾主持的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情报、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特务处）的情报汇总在一起，研究推断，加以整理，供统帅及幕僚长参考。或可说，该调查科也是蒋介石的三级幕僚机构。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邓文仪风头正劲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骤然降临。

1934年6月的一天中午，南昌机场突发大火，一架正在修理的飞机被大火烧毁，同时被烧毁的还有附近数十间营房。

邓文仪奉命调查此案，调查结果为“自然起火”，调查报告显示起火原因有三：

一、失火前一天，该飞机曾用若干汽油洗刷全机；

二、失火时间为正午，酷暑盛夏，中午空气温度过高；

三、隔墙有一帮人在修理房子，为焊接铁管，用木炭发火，并用一个大风箱鼓风助燃，火星随风飘到隔壁飞机上，引发大火。

然而，调查报告递交之后，邓文仪被撤销本兼各职。

当时各报纸将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众口一词，称此案系人为纵火，目的为焚毁机场附近老营房中财务室报销单据，掩盖航空署高级官员在购买飞机中的贪赃行为。

邓文仪认为，这是“毫无凭证”的猜测，是居心叵测之人煽风点火所致。而最终“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他因此引火烧身，成为众矢之的，被指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即使被撤职，邓文仪始终坚称调查报告情况属实，并称军委会长官调查核实此案，对他多有嘉勉。

就邓文仪人格而言，收受贿赂纯系子虚乌有。退一步讲，即使他有心袒护航空署高官，也无胆量接受其贿赂。

最可靠的说法是，因此案牵涉到航空署两位重要人物：宋美龄与蒋介石前妻毛福梅的侄子毛邦初，邓文仪担心引火烧身，遂隐瞒真相。蒋介石随后派另一位心腹干将——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调查此案，杨永泰据实呈报。蒋介石最忌下属不忠，邓文仪恰犯此忌，只得请辞，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无论何种说法，邓文仪被撤职是不争的事实，南昌行营调查科这块大大的“馅饼”，便不偏不倚落到了戴笠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