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特务处草创之初，违犯纪律的事便时有发生，只是当时工作千头万绪，戴笠尚无暇顾及。

第一件令戴笠恼火的“违纪”事件，发生在上海第一任区长翁光辉身上。

翁光辉，浙江丽水人，出生于1900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与赵世瑞、陈恭澍、赵理君等人，同为“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同窗。

鉴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特务处成立伊始，戴笠就首先在上海建立外勤机构，并一经成立便比天津站、北平站高一个档次——上海区，任命翁光辉为区长。

由此可见，翁光辉受戴笠之器重，并不亚于王天木与陈恭澍。

而翁光辉上任没几天，便干出一件“违纪”大举措，其性质与唐纵、赵世瑞的“违纪”大相径庭，谁都不会想到，他干的竟然是一件“挖墙脚”的勾当，想越过他的戴老板，直接邀功于蒋介石，企图一步登天。

事发1932年夏，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获一处中共地下党机关，搜查出红军在江西的部署、装备等情况材料。戴笠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情报人员、华人探目范广珍，意识到这份材料十分重要，便将材料交给了区长翁光辉，由翁光辉上交特务处。

翁光辉同样意识到这是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一时异想天开，认为将这份重要军事情报直接呈递蒋介石，将是立功的大好机会。

不知他是否想过，作为被戴笠委任的上海区长，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重量如何能超得过他的戴老板？无论这份情报有多重要，归根到底只是一份情报，且既非他本人所获取，又是违规递送，怎见得能博取蒋介石欢心？

但无论如何，翁光辉主意已定，并想好了怎样去庐山。北伐时期他曾在海军一艘军舰上当舰长，军舰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交通工具。经打听，正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他很快疏通了关系，乘此军舰，溯流而上，直驶九江，准备从九江登陆，再上庐山。

蒋介石正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政治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然而翁光辉并没有如愿登上庐山，他乘坐的军舰刚离开上海，戴笠便得到了消息。

这件事令戴笠大为震惊，放眼特务处上上下下，连蒋介石信赖的特务处负责人郑介民、邱开基等人，元老一级的王天木、周伟龙、唐纵等人，都无人敢挑战戴笠在特务处的绝对权威，更无一人敢与戴老板争高下，倒是戴笠本人精心挑选培养的“晚辈”，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大包天。此风一开，特务处岂不天下大乱！

戴笠乘飞机从南京直飞九江，当翁光辉驾驶的军舰入港时，戴笠携带的特务队已经恭候在码头上。

翁光辉还在美滋滋做着春秋大梦，不料一出船舱，等候他的竟是特务队乌黑的枪口。翁光辉登时傻了眼，乖乖交出范广珍给他的材料，束手就擒。

回到南京后，翁光辉被撤职，同时被监禁。上海区长一职由余乐醒接任。

事实上翁光辉并没有被关押多久，毕竟是戴笠最器重的爱将之一，又值此用人之际，戴笠怎会与部下一般见识？且翁光辉也是聪明人，受此惩戒，必然会接受教训。不久戴笠就将他放出，并升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抗战爆发后又先后任命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务处大队长、副处长，第十绥靖区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等职。

但翁光辉违纪事件并未引起戴笠的高度重视，惩戒之后也就抛到了脑后。一年多后箱尸案案发，戴笠这才真正感到痛心疾首，因为王天木所犯的事，远远超出了他的制裁权限。随后，又相继发生了唐纵、赵世瑞“违纪”事件，以及陈恭澍“畏罪潜逃”事件。

应该说，翁光辉、王天木、唐纵、赵世瑞、陈恭澍这几人，都是特务处内外勤工作中一等一的“大腕”，连这些“大腕”都会闯下如此大祸，其他人员的法律法规观念与纪律性就可想而知了。

为惩戒严重违纪，或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同志”，戴笠也曾采取过措施，那就是关禁闭。按照各自的错误程度，分别关在甲、乙、丙三地，让他们在禁闭中反省。

但这种惩戒毕竟是亡羊补牢，治标不治本。为改变现状，戴笠于1934年年初便开始酝酿建立督察制度，对外勤人员予以监督制约与引导。

当然，这种督察制度不是每个区长、站长都欢迎的，譬如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对这一制度便相当抵触。

对戴笠来说，发愁的是能担此重任的人才。“督察”一职的政策水平、法律观念要远在各区长、站长之上，才可发挥督导作用。一员员“大腕”的相继倒下，已令戴笠深感人手不敷使用，又何来可担督导重任的人才呢？

都说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可在1934年秋季，戴笠偏偏遇到这样一桩好事，一块足够大的“馅饼”毫无预兆地从天而降，结结实实“砸”在了他的头上，让他的用人困境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