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获藏本事件中，戴笠将特务处那条铁打不动的原则——“秘密运用公开，公开掩护秘密”，运用得得心应手。

毫无疑问，安插在首都警察厅的侦缉队长方超与调查科长赵世瑞，在破获藏本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笠对这两人也愈发重视。

然而令戴笠出乎意料的是，藏本事件不久，赵世瑞却给特务处捅了一个大娄子。

1934年秋，戴笠赴河南公干，事没办完，特务处的紧急电报便追到了河南，竟然是赵世瑞与唐纵被扣押！

有谁敢扣押特务处的人呢？

赵世瑞的公开身份是首都警察厅调查科长，若说他在外面闯了祸被扣押，倒也情有可原；唐纵是在特务处本部主持内务工作的，虽说郑介民是特务处二把手，但由于郑介民经常外出，特务处本部的工作很难插得上手，每逢戴笠外出，特务处的主持工作便落到了书记长唐纵头上。

唐纵一向谦逊谨慎，处事稳重，又足智多谋，素有“智多星”之称，他主持特务处内务，从未出过大的差池，且在明知他身份的情况下，有谁敢与戴老板过不去？

何况，戴老板护犊子是出了名的，手下人违犯纪律，关起门来怎么整治都可以，就是不能容忍外人“代劳”，所以一见电报，立刻急如星火，匆匆赶回南京，这时赵世瑞与唐纵已被关押了三天。

戴笠一进特务处，负责情报工作的徐亮就跟过来汇报情况。

事情由赵世瑞引起。

赵世瑞，字涤尘，出生于1905年，浙江诸暨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参加过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副官、少校参谋，1932年参加“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与陈恭澍、赵理君为同期学员。

与陈恭澍、赵理君不同的是，陈、赵特训班结束后分别被派往外勤单位——北平站与上海区，从事秘密工作；赵世瑞则被派到了公开单位——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并很快由普通调查员升任股长、组长、科长。在陈恭澍、赵理君相继“立功”后，赵世瑞感到自己同受戴笠器重，却一直未能有所建树，心里暗暗着急。

正急于立功之时，有天得到下属密报：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一座宅院中，有十多名反蒋分子正在举行秘密集会。照常规，赵世瑞应进一步查实这些人的身份，弄清这些人属于哪个反蒋派系。如需抓捕，应报警察厅由侦缉队实施抓捕。

但赵世瑞立功心切，在没弄清这些人背景的情况下，直接将电话打进特务处，要求唐纵派行动人员予以配合。

唐纵从未处理过这类事情，听说反蒋分子秘密集会，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抓捕，立刻派出行动科人员，跟随赵世瑞赶往集会地点，将与会人员悉数抓获。

本以为立了大功，不料当天晚上，忽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电话，严词命令特务处彻查此事，立即释放被抓捕人员，拘押肇事者。

唐纵听着电话那头的严厉口气，拿着话筒的手不禁瑟瑟发抖。

唐纵虽毕业于军校，但身上更多的是文人气质，一副白金框架近视镜架在白皙的面庞上，看上去更像一介书生。

其实唐纵早年毕业于长沙群治法政学校，军校毕业后也曾任《文化日报》《建业日报》编辑，其行事作风也与文人更为贴切，似乎永远面带微笑，说话慢条斯理，态度冷静谨慎。正因为此，处理情报文牍、主持特务处本部内务，处处井井有条。

然而处理突发事件，明显缺少历练，缺少担当能力。适才这个电话，将他着实吓了一跳，原来行动科抓捕的反蒋分子，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成员。

蒋、汪矛盾由来已久，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便组织“在野”反对派，标榜重新改组国民党，被称为“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反对派，也是与蒋介石集团明争暗斗最为激烈的一个派系。

汪精卫为此跑到蒋介石官邸大吵大闹，将屎盆子直接扣到蒋介石头上，指责蒋介石下令抓走了他的人，令蒋介石百口莫辩。

蒋介石正在江西苏区“剿共”，难得回京一次与宋美龄小聚，夫妻二人正在“中西合璧”的餐桌上共进午餐，被汪精卫如此一闹，蒋介石心头怒火难捺。只是面对汪精卫，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将惯用的“娘希匹”三个字骂出口。

时值江西“剿共”形势好转，倘若在这个时候后院失火，势必顾此失彼，得不偿失。任汪精卫私底下怎么活动，只要他不公开跳出来反蒋，蒋介石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因此，对特务处那个不识时务、捅了马蜂窝的肇事者，必然要严惩不贷。

唐纵正是想到了这一点，才如此心惊胆战，赶紧喊来徐亮，让他给赵世瑞打电话，立刻放人，并火速赶来特务处。两人一起由徐亮关押起来，然后回报蒋介石侍从室。

听完徐亮的汇报，戴笠没有马上去为这两人求情，让他们多关押几天也是好事，一来可以缓解蒋介石的怒气，二来也好让他们头脑清醒一下，弄清特务处的职权范围。

唐纵只知戴笠平时指派行动人员用秘密逮捕的办法对付反蒋势力，不知行动科或外勤行动人员每次抓人，乃至杀人，都是奉蒋介石之命，且大多是在警宪管辖地域之外，即租界。像刺杀张敬尧、杨杏佛，乃至其后在天津国民饭店行刺吉鸿昌，无一不是如此。

发生在首都地面上的反蒋集会，特务处侦察属实，只能将情报上报，没有命令不得采取行动。特务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搜集情报，这是特务处每一名成员都十分清楚的，唐纵与赵世瑞怎会头脑发热？

在军警宪戒备森严的首都，除了汪精卫的改组派，其他任何反蒋势力都不敢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公开活动，这是首都警察厅与宪兵司令部以及警备司令部人所共知的，连军警宪对他们都无可奈何，特务处岂能去捅这个马蜂窝！

无论如何，唐纵、赵世瑞的出发点是好的，蒋介石何曾不明白这一点。但是，不给他们一点处罚，汪精卫那边难以摆平。戴笠将他们保释后，不得不按蒋介石的旨意给予两人撤职处分。

不久，复兴社干事会书记酆悌出任德国大使馆武官，唐纵被重新起用，任副武官，跟随酆悌一起赴德去了；赵世瑞也被重新派任他职。

经此一事，戴笠深感特务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连唐纵、赵世瑞这样独当一面的佼佼者尚且不知特务处职权范围，何况普通人员与外勤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