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福之来也，人自成之”，机遇总是光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论学历、资历，戴笠不及邓文仪；论拼命精神、以项上人头“作押”对蒋介石的效忠，邓文仪不及戴笠。

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无论涉及任何人，他都不可能出于自保而隐瞒实情，后来在抗战期间力促诛杀孔祥熙的义子林世良，从此打破“孔大财神”不可动摇的神话，便是例证。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却也是义无反顾。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接管了调查科及调查科那张庞大的特务网络。昔日的望洋兴叹、自愧弗如，转眼间化为乌有，世界在戴笠眼前瞬间翻了个个儿。邓文仪手下1200人的庞大特工队伍，且大多“海归”及黄埔老大哥等高级人才，并入他670人且不乏“土著”与“草根”的队伍中，戴笠大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感慨。

戴笠仔细分析了调查科的人员构成，“海归”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以留日生与留苏生居多，尤其“四一二政变”之后脱党转入国民党阵营的留苏生，虽然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但共产党人一贯的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生活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变。

戴笠虽加入了从旧军阀转化而来的国民党队伍，站在反共的阵营中，他本人却也是出身劳苦大众，有着劳动人民的本质，因此对共产党人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无赞赏。

尽管这部分人为数极少，却为戴笠最为头疼的反共工作带来转机，于当年年底破获上海江湾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又破获了中共江苏省委，此后又相继在汉口、唐山等多地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这些并入特务处的原共产党人包括李果湛、王新衡、谢力公、程一鸣、陆遂初等。其中，原调查科第一课课长李果湛出任特务处书记长，旋调北平区任区长；王新衡被派往武汉行营任第三科科长兼特务处武汉区长；程一鸣、陆遂初等人被派往浙江警校担任特训班教官。

原调查科主任秘书张毅夫（又名张严佛），是邓文仪的湖南醴陵小同乡，也是从小的同学，在调查科属于二号人物。戴笠对他非常重视，前后两次任命为特务处书记长。时逢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赴欧洲考察，回国后公开身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对特务处的工作过问减少，张毅夫遂成为特务处实际上的“二把手”。

一直准备建立的督察制度，也在接收调查科后很快建立起来。“督察”一职，虽与“区长”或“站长”平级，工作上却处于指导监管地位。出任各地督察的，几乎为清一色的原调查科人员，如王平一、吴赓恕、谢力公、王立生等。

在国民党内部，任何单位任何团体似乎都存在派系之争、畛域之分，因此，很多人担心戴笠如此重用原调查科人员，会引起特务处元老不服气，后来证明纯粹是杞人忧天。

在特务处时期乃至后来的军统时期，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归根结底，一是戴笠重视人才，“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二是压得住砣，即使有人以特务处老资格自居，对后来居上者不满，也只能压在心底。

对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这顶桂冠，戴笠十分受用，非常愿意人家称他为“戴科长”，一直到他遭遇空难，蒋介石对他的称呼都是“戴科长”。

这个“科长”给特务处带来的更大实惠，是公开身份。

此前特务处控制的公开机构，包括浙江警校、杭州警察厅、首都警察厅侦缉队、首都警察厅调查科、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等，主要是京沪杭警界。合并调查科以后，该科设在浙、赣、鄂、皖、湘、桂、黔、陕等省保安处的调查科、调查股，以及徐州行辕调查科、设在武汉三省“剿匪”总部的第三科、禁烟密查组等，都成为特务处的公开机构。

随后，戴笠利用新获权力，设立和扩大在军警宪的特务机构和增加派遣人员，在十多个省直辖市派遣警察局（厅）长，在京沪、粤汉、平汉、津浦等主要铁路部门派遣警察署长，并在一些重要城市派员担任军警机构中的特务队长与侦缉队长，在宪兵司令部设立政训处，在宪兵团、营派遣政治训练员。

合并了调查科，特务处原有的办公场所已远远不够，戴笠的结拜兄弟张学良将洪公祠一号一幢老式花园平房交给戴笠使用。

这是一幢高墙深院的老式花园平房，占地面积达60亩，院内有两个大厅和大小100多间房，东西各有一个面积开阔的大广场，四周高墙，唯一的门朝北，可谓壁垒森严，与世隔绝。

随后，特务处本部由徐府巷二号迁入洪公祠一号。抗战爆发后，即1937年11月特务处迁往长沙，这处宅院交与南京区长钱新民保管，不料在当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