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案”总算落下了帷幕，戴笠虽不满意，却也没说什么。他相信这对陈恭澍是一个历练，期待在对石友三、张璧的“制裁”中，陈恭澍能出手漂亮，挽回影响。

与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相比，“制裁”石友三、张璧，没有政治影响的压力。石友三正与日本人打得火热，张璧也已反水投敌，做了日本人的走狗，制裁这两人均属名正言顺。

不料，戴笠在未接到任何侦察报告、行动报告的情况下，于1934年12月下旬，突然接到陈恭澍发来的紧急电报，称毒杀石友三失败！

戴笠惊诧万分，因为他对此次行动一无所知！

国民饭店枪击案刚刚过去一个多月，戴笠在没有得到任何报告的情况下，以为平、津两站对石友三的“制裁”尚在侦察之中，万没想到陈恭澍未曾报备，便擅自行动，并旋即失败！

在“吉案”结束之后，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对行刺石友三进行策划部署。虽说“制裁”石友三名正言顺，但难度却是不容忽视的。作为老牌“倒戈将军”，石友三多年来防范严密，行踪诡秘，狡兔三窟。没有周密严谨的计划与随机应变的能力，极有可能满盘皆输。但从陈恭澍陈述的本案过程中，似乎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在整个过程中，陈恭澍都没有去过天津一次；而陈恭澍提出的三项请求，更令戴笠无法接受。这三项请求分别为：

一、对先鸿霞、褚某，生则尽力营救，死则从优抚恤；

二、保送史大川赴京受训；

三、准予执行本案已支付的各项费用实报实销。

这里面涉及的三个人，戴笠闻所未闻。而这三个人，恰恰是毒杀石友三的“行动人员”！

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让三个与特务处毫不相干、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甚至并不是很知根底的人，单独执行特务处的命令，这样的成功率能有几何？

何况，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水汉奸，是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生于1891年，吉林长春人，出身行伍，初投吴佩孚，后在冯玉祥麾下由马夫升至军长。冯玉祥本有“倒戈将军”之称，石友三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先后多次在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以及日本人之间改换门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后来甚至联共又反共，把“有奶便是娘”这一混蛋逻辑演绎到了极致。

1932年，石友三潜往天津，寓居日租界，随即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接洽，与张璧等人受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指使，组织汉奸武装，在冀东一带活动。

1934年，石友三参与土肥原筹建华北伪政权活动，准备为伪政权组织军队“定武军”。

实际上，“制裁”石友三原本有一个十分有利的先决条件，那就是王文找到的直通石友三身边的内线，这个内线就是陈恭澍报告中提到的先鸿霞。

先鸿霞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

而王文与先鸿霞，既是小同乡，又是好朋友。因此当王文得知先鸿霞在石友三身边当差时，几乎对这次暗杀行动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因刺杀吉鸿昌失手，王文耿耿于怀，“吉案”甫一落定，即向陈恭澍请缨，要求前去联络先鸿霞。

有如此直接的内线，对比当初对吉鸿昌连一点线索都寻不到，石友三案似乎一开始就光明一片，陈恭澍岂有不同意之理？

王文遄返天津，很快与先鸿霞见面。先鸿霞深明大义，愿意参加到剪除汉奸石友三的行动中，并向王文详细介绍了石友三的情况。

石友三住在天津日租界秋田街东头，那一带都是深宅大院，邻里老死不相往来，平时街上异常安静，连商贩都极少涉足。

石宅更是高墙垒筑，黑漆大门终日紧闭，大门内有两个门房，一个是警卫室，一个是传达室。往里走是二门，二门内是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子，东厢房住着两名日本宪兵，西厢房住着五名侍从副官，先鸿霞便是其中之一。

正房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是石友三与家人的住所。

楼后面是一个小院，佣人、厨子、车夫等都住在后院的房子里，后院的小门上着锁，从未见过开启。

石宅来访客人极少，石友三也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是当时通知司机与侍卫，汽车启动后才指示司机行车路线，从不告知目的地。而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日租界，华界从不敢涉足。

石友三的五名侍从副官，可以说个个都是亲信，但只有一位姓贺的参谋平时不离左右，其他几位包括先鸿霞在内，都是随时喊来跟随外出，因此想在外面实施埋伏射杀，机会几乎为零。

在石宅行刺，可行性也极小，一方面先鸿霞很少有单独接触石友三的机会，即便有，他一个人势单力薄，没有接应，纵是刺杀成功，也绝无可能逃脱。

根据这个情况，先鸿霞与王文商量后，决定再从石友三周围吸收一名搭档，这个人就是史大川，也是石友三的侍从副官。

先鸿霞返回石府后，很快说服了史大川。但与史大川商量来商量去，仍觉得对石友三实施枪杀成功概率极小。

首先，只有石友三同时带他们二人外出，其中一人实施暗杀，一人对付贺参谋，才有可能成功逃脱，而这样的机会极少；在石府，两人同时接近石友三的机会也极少。

因此，先鸿霞又想到一个办法——毒杀。即拉拢烧饭的厨司务老禇，在石友三的饭菜里下毒。先鸿霞将这个方案告诉王文，王文不置可否，返回北平向陈恭澍汇报。

在先鸿霞策动史大川时，王文曾回北平报告情况，陈恭澍要求王文拿出一个较为具体的行动方案。王文在讲了石友三的特殊情况后，用先鸿霞的话说，石友三防范太严密，事先很难制订行动方案，只能随机应变。陈恭澍对这个“随机应变”很是担忧，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如今王文拿回一个“毒杀”措施，仍没有具体行动方案，陈恭澍心中更是没底。

首先，陈恭澍对“毒杀”并不十分赞成；其次，将一个如此重要的“制裁”行动，交由三名没有经过特工训练的非“团体”人员，即交给三个“局外人”去执行，总感觉有些不靠谱。

因此，陈恭澍提出见见先鸿霞，对这个人亲自做一番考察，王文表示返津之后安排这次会面。考虑到先鸿霞已经联络了他的同事史大川，陈恭澍拿出2000块钱交给王文，作为此次行动的活动经费。

照理，陈恭澍应该与王文一起或者随后赴津会见先鸿霞、史大川，制订行动计划，坐镇指挥。但此时陈恭澍头脑一热，将王子襄给他的那瓶白色粉末状药物拿出，交给了王文。

却不料，这瓶毒药引发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也使陈恭澍错失了去天津会见并考察先鸿霞的机会，正所谓大意失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