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饭店的枪声(1 / 1)

作为情报组的联络员,杨玉珊没有接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然而她所表现出的机敏、机智,绝不亚于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特情人员。几秒钟,对她来说已经够了;高个子,无论站、坐,都会比别人高出一截。即使扫一眼,也能看清那个“大胡子”坐在哪个位置。

杨玉珊果然看清了房内的情况:除了开门的大汉,屋里还有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坐在左边的一个男子显然比其他人高出一截,四方大脸络腮胡子,不正是吉鸿昌吗?

杨玉珊拉起孩子的手,向楼梯口走去。

陈国瑞见状,紧跟着下楼,出了饭店。

这时杨玉珊朝北走,陈国瑞反其道向南,来到吴萍的车前。

吴萍摇下车窗,听陈国瑞说完,便下车检查轮胎。这是给咖啡室里陈恭澍与王文发出的暗号。

与此同时,陈国瑞顺原路返回饭店,准备接应。

随后,王文若无其事地从咖啡室走出来,又若无其事地向国民饭店走去。

在饭店大厅,陈国瑞见王文走进来,径自转身上楼,来到二楼一四五号门口。

王文紧随其后,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陈国瑞使个眼色。

陈国瑞的作用,不仅仅是将王文引到一四五号门口。尽管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在这关键时刻,也会骤然明白,王文需要他这个助手,而且他的作用相当关键。

试想,由王文一人开门、踹门、射击,这一连串动作很难在瞬间,甚至仅仅数秒钟之内顺利完成。很可能,在他踹开房门尚未看清里面的人时,对方的子弹已经飞了过来。

陈国瑞上前扭动门球,发现门从里面锁住了,随即退后一步,飞起一脚朝门上踹去。到底是身大力不亏,动作干脆利索,脚落门开。

王文一步跳进房内,高喊一声:

“吉总司令!”

只见其中的高个子抬起头来,王文举枪便射,“砰砰砰”连发三枪,眼见高个子与另一人应声倒下,王文认为任务已经完成,立即跳出房间。

王文举着枪飞奔下楼,被惊动的客人与茶房纷纷躲避。

跑出国民饭店,因担心被人盯上,暴露吴萍的车牌,王文没有乘坐吴萍接应的汽车,而是混入人流溜走了。

陈国瑞在踹开房门后,早已迅速离开。

成功射杀,顺利撤退,不留痕迹,令陈恭澍喜不自胜。这是他出任北平站站长以来,第一次成功组织的暗杀行动。当晚,报喜的电报便发到了南京特务处本部。

岂料,第二天一看报纸,陈恭澍傻眼了,死者只有一人,却不是吉鸿昌!而是前来参加“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代表刘绍勷!吉鸿昌只是受了点伤。

案发后,吉鸿昌与另外三人被法租界捕房带走。由于吉鸿昌肩部受伤,随后被转入天主堂医院治疗。

另外三人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另一骨干人物任应岐。任应岐与吉鸿昌一样,也是原国民革命军将领,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个结果,戴笠显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好迅速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联系,由北平军分会出面对吉鸿昌采取“制裁”措施。北平军分会与天津法租界交涉,于11月14日将吉鸿昌、任应岐由法租界引渡到天津市公安局,于22日押解到北平。23日,北平军分会对吉鸿昌、任应岐进行“军法会审”。

审判中,吉鸿昌坦然承认:“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

会审结束,吉、任二人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

24日临行前,吉鸿昌口占五言绝句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任应岐则在遗书中称:“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

事后,王文为自己的失手自责不已,为挽回影响,很快与“制裁”石友三的内线取得联系,以期在“石案”中扳回一局。

而陈国瑞那一脚,在踢开吉鸿昌房门的同时,也如愿以偿踢开了特务处的大门,被保送到南京接受培训。

杨玉珊作为情报组联络员,抛开政治立场不说,就情报业务而言,她在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机敏冷静、随机应变,都使她不失为一名出色的特情人员。

她当时二十出头,尚待字闺中。经此一案,与郑恩普在接触中互生好感。郑恩普年逾不惑,仍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两人一个愿娶,一个愿嫁,不久即缔结良缘。1949年国民党大撤退时,因种种原因,郑恩普赴台,杨玉珊留在了大陆,从此牛郎织女隔海相望。郑恩普不久剃度出家,直到1980年,以近九十岁高龄“圆寂”;杨玉珊则不知所终。

吕一民作为天津站情报组长,是为本案唯一“买单”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一民和由他介绍加入特务处天津站的侄子吕问友(比吕一民小八岁)一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1年3月31日执行枪决。

吴萍,作为天津站的内当家,在“吉案”结束后,很冤屈地被关禁闭一个月。他本人倒没感觉冤,王子襄那么出色的人才,无缘无故地死了,总要给家属一个交代。他很理解戴笠履行对王玉梅的承诺,他是天津站庶务,只能由他来承担。

然而这一个月的禁闭,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命运。

为酬庸他的无端受罚,在一个月期满后,戴笠特意将他留在南京,介绍到行政院总务科工作。他在天津站原本也是处理内务,也算是从事本行,但从此由暗转明,离开了特务工作这个行当。

1939年,吴萍在重庆升任行政院总务科长,1949年赴台后仍任原职。

出乎意料的是,到台后仅仅两年,正值四十余岁盛年之际的吴萍,不意遭遇三轮车过桥翻覆车祸,身负重伤而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