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是星期日，清晨六时许，行动小组悄然出发。

此时租界的繁华地带已是熙熙攘攘，亚尔培路中研院一带却仿佛在睡梦中尚未醒来，偶有行人走过，也是脚步轻轻，越发衬托出清晨的静谧。

行动小组的轿车徐徐驶入亚尔培路，在向马斯南路的拐角处缓缓停下。车上下来四个人，随即分散走开，走向中研院大门附近的不同位置，分别埋伏在大树后或墙角等隐蔽处。

这四个人就是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组长赵理君则留在车上，负责指挥接应。

几人在中研院门口埋伏等候了足足两个小时，八时许，杨杏佛终于出现在院中。

他身着鹿皮上衣、骑马裤，头戴灰色呢帽，身边跟着一个男孩，是他正在大同大学附中读书的儿子——14岁的杨小佛。

杨小佛是昨晚被杨杏佛接到中研院的，今天的骑马路线也因此改变，不再是大西路、中山路一带，而是西郊兆丰公园，父子俩准备到公园骑马。

当时院中停着两辆车，杨杏佛先是带儿子登上一辆道奇牌轿车，等了一会儿不见司机福生的踪影，又换乘一辆敞篷车。

父子俩上车后，杨杏佛指示司机祥度去大西路马厩。

当汽车缓缓开出中研院大门时，埋伏在大门周围的行动人员从隐蔽处跳出，分别举起手中的驳壳枪，从不同的方位同时向车内猛烈射击。

司机祥度身中两枪，推门而逃。杨杏佛为了保护儿子，第一时间扑倒在杨小佛身上，身中三枪；杨小佛仅右腿被击中一枪。

枪声惊动了法租界巡捕，尖厉的警笛声随之响起。

王克全见杨杏佛倒在血泊中，立即招呼大家撤退。

赵理君已发动汽车，做好接应准备。

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飞奔着跑过来，跳上汽车。过得诚却在慌乱中跑错方向，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赵理君在车上急得大喊：

“混蛋，往这边跑！”

当过得诚调转方向，朝汽车方向跑来时，荷枪实弹的法国巡捕已经包抄过来。

来不及了！

赵理君瞬间做出一个决定，用力踩下了油门，汽车随之开动。身后传来过得诚声嘶力竭的喊声：

“等等我！等等我！”

赵理君蓦然回身，一抬手，朝着过得诚“砰”地甩出一枪，迅即驾车离去。

然而，这一枪并未击中要害，仅打在过得诚的右臂上。过得诚甚至没有停止狂奔，并在情急中跑进一条弄堂。

法国巡捕已经追踪而至，过得诚自知在劫难逃，只得“杀身成仁”，举起手枪朝着自己扣动了扳机。但这一枪仍未击中要害，他随即成为法国巡捕的俘虏，被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救治。

与此同时，枪声惊动了中研院对面利威汽车公司的俄国职员贝柯克，他从楼上看到了敞篷车上血淋淋的一幕，立时飞奔下楼，跑到敞篷车前。

当时杨杏佛尚未气绝，但已不能说话，他示意抢救被压在身下的杨小佛。

贝柯克立刻登上汽车，直接驾驶汽车开往广慈医院。杨杏佛终因伤势过重，于上午9时20分离世，杨小佛则在父亲的保护下幸免于难。

应该说，戴笠对这次行动总体是满意的，毕竟行动目的已经达到。遗憾的是，行动不够利索，撤退留下了尾巴，为法租界破案留下了“活口”。

过得诚在特务组织内化名高德臣，经抢救当天下午已苏醒，在巡捕房的审讯中，过得诚坚称与本案无关，他是路过此处被流弹所伤。虽未透露实情，但说出了他的化名高德臣。

这一消息，及时传到了枫林桥戴笠的住所。

行动前，戴笠组织行动人员宣誓，目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如今过得诚落入巡捕之手，却不肯“成仁”，成为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不仅会将特务处炸个稀巴烂，更重要的是，会伤及政府，伤及最高领袖，戴笠就是有十个脑袋，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戴笠当即下令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

“通知范广珍，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范广珍是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目，由杜月笙介绍给戴笠，加入法租界情报组。他多年在巡捕房供职，人际关系广泛，眼线众多，接到指令当晚，便以巡捕房华探身份进入医院，用一包毒药，助过得诚“杀身成仁”。对外则称，过得诚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过得诚一死，“刺杨案”断了线索，成为永久“悬案”。

事后，戴笠为抚恤过得诚的家属，除拨付一笔可观的抚恤金外，还从此由特务处及后来的军统局担负起对过得诚儿子的养育之责。军统成立后，戴笠又将过得诚树立为“杀身成仁”的特工典范，并特地将重庆“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道路，命名为“过得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