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站成功锄奸，使特务处及华东区全体特工受到极大鼓舞，华东区的开山第一枪也开始从策划阶段进入实施阶段。

6月初，戴笠亲赴上海，租住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一幢二层楼寓所中，并在此召集区长余乐醒、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等人开会，商议暗杀行动人选，部署行动计划。

上海行动组共有特工十余人，组部设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内，副组长王克全与其他组员均住在这里；组长赵理君单独一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

戴笠从行动组中挑选赵理君、王克全、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五人，组成行动小组，由赵理君、王克全分别担任正副组长。

赵理君，字丽君，四川浦江人，生于190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特务处的经历，与陈恭澍、戚南谱等人基本相同，先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经选拔进入“洪公祠特训班”，特训班结束后被派往上海区，以“陶士能”“赵士俊”等化名，从事情报工作。行动组成立后，出任行动组组长。

赵理君行动敏捷、处事果敢、临危不乱，是戴笠麾下又一员深受赏识的爱将，也是后来与陈恭澍、王天木齐名的军统“三大杀手”之一。

王克全的出身则不相同，他是作为共产党的叛徒，加入复兴社特务处的。

王克全出生于1906年，安徽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出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被捕后叛变，加入特务处上海区。

当然，王克全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后来名列军统“四小杀手”，与白世维齐名。

他最大的特点是心思缜密，做事滴水不漏，给赵理君做副手，正可互为长短，相得益彰。

行动小组人选确定后，戴笠在行动组组部召集相关人员开会，沈醉作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被通知参加会议，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杨杏佛的近况及行动规律。

杨杏佛原住霞飞坊五号，一年前与夫人赵志道离婚，搬出原住宅，寄居在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内。他爱好骑马，在大西路马厩中养了两匹良种马，每逢周日都会早早起床，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锻炼一至两个小时。

根据杨杏佛这一生活习惯，赵理君认为，趁杨杏佛外出骑马之机，在大西路、中山路一带埋伏刺杀，下手机会多，成功把握大，也便于撤退。

戴笠也认同这一方案易于成功，但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分析说：

“大西路、中山路属于华界，虽易于得手，易于撤退，却不易善后。姓杨的身份非同一般，在华界发生问题，各界必然会追究政府责任，警方对这个案子是破还是不破？无论怎样都不好向舆论交代。”

赵理君不得不承认，戴笠的考虑不无道理：

“如此看来，只有在租界动手，不负破案责任，才能干净利索地抽身。”

“是的。其实在中央研究院附近动手，机会也很多，成功把握也不小，只是行动要干脆利落，撤退要快，否则一旦惊动巡捕，被纠缠住，后果将不堪设想。”

按照戴笠的想法，经过行动组实地考察，最终决定在法租界中研院附近执行这次暗杀行动。

6月17日晚，戴笠再次来到行动组组部。按事先安排，屋里已挂上蒋介石的肖像，戴笠用威严冷峻的目光将大家扫视一遍，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意义”，然后话锋一转说：

“请大家记住：这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我们的行动对象身份特殊，他不是人人喊打的汉奸，而是打着民主、抗日旗号的亲共分子，他的所作所为，是以另一种形式破坏安定，制造混乱，严重损害了党国的利益，是一种反国家、反政府、反领袖的行为，对这种人，必须严惩不贷！”

嗣后，全体人员起立，面朝蒋介石肖像，举手宣誓：不成功则成仁，如若被捕，立即自杀，绝不泄露机密。